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伴随着电子媒介的蓬勃发展,我们是否有必要发展文学与文学研究以及如何发展文学与文学研究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对于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希利斯·米勒是美国当代富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他曾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为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杰出教授。米勒不仅曾任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主席并于2005年获得此学会终身学术成就奖；而且米勒还曾是美国艺术和科学协会会员、美国哲学协会会员,并荣任国外多所高校的荣誉教授；此外米勒还是耶鲁批评、牛津文学评论、佐治亚评论等多种期刊的编委。米勒享有如此荣誉与其执着而辛劳的文学研究密不可分。米勒的文学研究在经历了新批评与现象学阶段、解构主义阶段、而走向了言语行为理论阶段。米勒创造性地提出文学言语行为的三方面,即：1)文学作品是作者的言语行为；作者的创作是做事情,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事物放入语言中；因此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便相当于是作者的言语行为。2)文学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可能发出言语行为,如诺言、宣言、借口、否决、见证行为、谎言、决定等；这些言语行为是叙述者或人物生活行为的重要时刻,是他们以言行事的一种方式：这些言语行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发生在文学作品这个虚拟的世界中；3)读者,相应的教学行为,批评,或非正式的评论,也可能通过将阅读放入词语中而做事情。①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七方面：1)奥斯汀认为文学是无效的施为言语应排除在研究之外,而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反驳了奥斯汀和其他认为无法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的观点,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局面。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体现了对奥斯汀、德里达和德曼等著名学者观点的借鉴与改造,可以说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很好地融合了英美和欧陆两种哲学思想。2)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其全面地深化了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历史上很多文学理论和潮流只强调文学研究的某一方面,例如表现论、现象学侧重作者,新批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关注文本,再现论和本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后的很多文化研究侧重现实世界。而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则全面地涉及到了文学研究所涉及的各种要素。这在当今盛行文化研究的时代中尤为不易。米勒认为如果只想从文学作品中发现其描写的历史、政治、种族、性别状况并以此作为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现实的反映,那么这样的研究只是作为已知理论的验证和注脚,是不足取的。而且这种研究认为文学是由历史打造的,而未给施为力量留下任何空间,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是对此的反拔。3)米勒强调文学言语施为有效性,强调文学对现实的作用,并认为可以说文学在某种未知的方面有助于创造历史。由此可以看出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4)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密切结合,米勒也反复表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在阐释文学作品方面不仅是有帮助的,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文学作品的有效途径。5)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不仅将文学作品视为施为言语,而且也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视为施为言语,而施为言语本身所具有的做事情的维度则提醒我们应很好地发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施为作用。6)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具有一定意义的普适性与开放性。这种普适性和开放性,使我们不仅可以将此理论与中国的古代文论相互阐释,而且可以运用此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7)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很多方面体现的并非非此即彼的模式,因此米勒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辩证性也有助于我们的研究。米勒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对此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因此本论文试图弥补这种不足。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包括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与其之前的学术历程；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选题意义与价值；研究思路与研究难点。绪论的第一节尝试探讨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与其之前的新批评、现象学、解构主义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发展。通过这一探索我们可以发现,细读法和对语言的关注贯穿在米勒的研究中。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与现象学的最主要的差别体现在对作者意识的摒弃上。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与其解构主义研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体现了解构的思想,然而它们的关注重点却是不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重点转向了文学施为言语的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论文的第一章围绕着文学是否是有效的施为言语这一问题展开。米勒认为由于以巴特勒为代表人物的行为研究具有广泛影响,我们在探讨文学施为言语时要首先明确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施为不同于作为行为的施为。米勒特意撰写文章来介绍这两种施为,并简单概括这两种施为的相同与差异。米勒认为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自我和社会结构,如何评价文学中的言语行为等方面,而相似性也只是家族相似。作为言语行为理论创始人的奥斯汀认为文学是无效的施为言语并应排除在研究之外。米勒在借鉴德里达和德曼理论的基础上多角度地批判了奥斯汀的这一观点。米勒解构了奥斯汀提出的施为言语有效性六规则中的内在情境的自我与意图以及外在情境的语境。米勒主要从三方面解构奥斯汀的有意识的自我,即：施为言语的发出者是不确定的；施为言语的发出者即使死亡,其言语行为也依然起作用；无意识影响施为言语。米勒通过起作用的是言语本身解构了奥斯汀所提出的意图。米勒以五个原因证明不存在完全确定的饱和的语境。既然奥斯汀的六规则不再成立,因此米勒提出以是否起作用来判断是否是有效的施为言语。米勒在其著作中充分论述了文学中的施为言语、作为施为言语的文学作品的作用,因此米勒所总结的文学是有效施为言语这一结论是合理的。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与其文学批评是密不可分的。米勒反复强调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不仅有助于解读文学作品,更是解读文学作品的必要途径。因此本文的第二章密切关注米勒如何运用文学言语行为理论解读文学作品和米勒的文学批评如何丰富其理论这种双向互动。在运用言语行为理论解读文学作品方面,米勒的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因为米勒不仅关注奥斯汀所说的显施为言语,也关注隐施为言语。因此本章主要介绍评析米勒如何解读文学作品中的谎言、符号行为、情感施为和以“哦”为代表的非实义词。由于谎言违背了真诚的原则而被奥斯汀排除在研究之外,可日常生活与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谎言,甚至文学作品也被视为谎言。米勒通过对文学作品中谎言的研究发现,谎言不仅具有使说谎者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实践其所承诺之事的施为作用,而且具有使人们相信并在相信谎言的基础上有相应的行为的施为作用。奥斯汀认为符号行为是言语行为的补充,而米勒认为符号行为可以替代言语行为而起作用。米勒不仅关注以“吻”为例的符号行为,也关注例如表情等其他的符号行为和托寓符号等。其实米勒不仅发现了对文学作品中符号行为的分析可以更好地解读文学作品,而且也发现了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无论言语行为还是符号行为都与人的情感密切联系,所以米勒提出“激情施为”。米勒不仅探讨了是情感的外在表达反映了已存在的情感,还是情感的外在表达施为地创造了外在情感这一复杂问题；而且也探讨了情感的交流性；文学作品如何激起读者的感情和激情施为的体现。米勒认为“活现法”与“呼语法”是运用词语使某事发生,是彻底的施为言语,因此米勒在阅读文学作品中对此加以关注。而且从米勒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运用“活现法”和“呼语法”可以使文学施为言语更好地发挥其施为作用,所以这便构成了本文第三章探讨的主要内容。米勒在结合传统释义的基础上将“活现法”定义为赋予不存在的、不在场的、无生命的或死亡的人、物或概念以名字、面孔、声音或灵魂；将“呼语法”定义为说话人直接转向并呼叫某人或某物。米勒以丰富的例子详细阐述了“活现法”与“呼语法”并概括出“活现法”与“呼语法”可能产生的主要的施为作用,即：没有它们就没有叙事；它们是理解伦理观,尤其是阅读伦理观的必要条件；它们是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并面向未来；它们很好地统一了人和自然；它们有助于读者进入虚拟的世界：它们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性等。从米勒的《共同体的爆燃》一书和《作为行为的文学》一书中的“无功效的、不可明言的共同体：《尴尬年代》中的共同体”一章可以看出米勒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对共同体的关注。因此本文的第四章主要介绍并评析米勒如何看待文学言语行为与共同体的关系。米勒主要从什么是共同体；读者群是否为共同体；文学施为言语与共同体的关系；文学作品中的施为言语与文学作品中的共同体的关系来论述文学言语行为与共同体的关系。米勒也认为传统共同体具有共同性、直接性、友善性、区域性和不朽性的特征。不过米勒认为如今并不存在传统共同体而只存在无功效的共同体。这种无功效共同体以他异性、不可沟通性、必死性、暴露性和难言性为特征。米勒基本赞同南希与德里达关于无功效共同体的观点。米勒创造性地将共同体与文学言语行为的研究相结合。既然文学是有效的施为言语,我们则可以发挥文学施为言语的施为作用来创建更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米勒认为不仅作为文学言语行为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研究与时代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言语行为理论也与时代紧密相连。因此本文的第五章主要介绍评析米勒如何看待印刷媒介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与文学研究；文学言语行为和意识形态与媒介的关系；电子媒介中的文学性与文学作品中的电子媒介；以及印刷媒介时代与电子媒介时代的言语行为理论。米勒认为印刷媒介促进了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电子媒介时代即新电信时代对文学与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尽管如此,米勒认为我们依然有必要研究文学。借鉴米勒所指出的电子媒介时代的机遇,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机遇来发展文学与文学研究。例如文学研究者以开放的心态关注文学的新形态,通过网络评论加强与作者和大众读者的互动,以此规范提高网络文学的质量并借鉴德里达的建议拓宽文学研究的领域。在文学言语行为和意识形态与媒介的关系方面,米勒主要持以下观点,即：1)文学言语行为即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2)文学施为言语能够施为地创造意识形态并使其具有施为作用；3)电子媒介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大于印刷媒介；4)意识形态机器不仅有利于加强意识形态,而且也有助于发挥言语行为的有效性；5)新形态的文学是具有文学性的混合体,而文学性具有造成虚拟现实和产生施为作用的两种特征；6)从文学作品中的对电子媒介的描写可以看出媒介的施为性。米勒认为奥斯汀的理论属于印刷媒介时代的理由是奥斯汀的自我观源于笛卡尔的自我观,而笛卡尔的自我观与印刷时代密切相连。米勒认为德里达的言语行为理论属于电子媒介时代是因为电子媒介打破了二分法产生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而德里达的理论则反映了这种变化。结语部分主要是通过运用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与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与中国传统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对比来反思米勒文学言语行为理论。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米勒言语行为理论主要有如下六点不足,即：1)只关注言语行为,而没有将言语行为与作品的结构、风格、音韵等其他方面相联系起来加以探讨。2)米勒过分强调语言的自动起作用。不过基于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我们知道言语行为起作用,不仅与语言自动起作用有关,也与人的意识和文化或社会规约等有联系,因此我们不应只注重语言的施为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施为作用。3)米勒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施为言语构成作品中关键部分,不过文学作品涵盖大量的言语行为,那么是否某些施为言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呢?这是米勒所没有论及的。4)虽然米勒提出了激情施为,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却没有对情感予以足够的关注。5)米勒强调作者应对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负责,可米勒认为施为言语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便没有继续加以探讨,可是如果作者都不确定自己的作品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呢?6)米勒虽然将文学理论和批评等也视为施为言语,但却没有详细探讨我们应如何发挥文学研究的施为作用。综上所述,我们应充分应用发挥米勒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价值,并对米勒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加以完善,使之更有助于解读文学作品,发挥文学研究的施为作用,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促进文学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