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通过对JP火柴厂工人的走访调查,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得出了火柴厂工人的心灵结构:苦难与光荣。为了回答“苦难与光荣”这一“矛盾”的心灵结构源于何处,本文开展了对于特殊社会历史的考察分析。　　本文认为,工人阶级的心灵结构——苦难与光荣,都是源于同一个力量,那就是“国家政治”。当时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批的工厂被建立起来,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的诞生。工业化道路形成的工厂体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加上计划目标所带来的压力,工人被一种严格的工作制度限制在机器之上。同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身的缺陷,使得社会难以持续的繁荣发展,人们过着一种普遍贫穷的生活。而这也就造成了工人“苦难”的来源。　　而如何去控制工人阶级以保证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相比用严格的制度限制工人阶级的身体,控制他/她们的“心灵”无疑是更好的手段。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好进行,在全社会展开了一个心灵政治运动。国家首先用一种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对工人阶级的心灵进行重构,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信仰与国家的发展目标相一致时,才能产生更大的生产力量,也能在主观上对国家的政策计划采取服从和认同。而这种“心灵”重构的微观技术,是体现在身份政治、工厂政治与社会生活政治中的,它是一个复杂的权力技术体系。　　同时,工人阶级作为一个主体而言,面对强大的国家力量,它没有选择的空间,只能在这场社会主义建设和“心灵政治运动”中采取一种合谋的态度。这种合谋的态度可以使他/她们规避一些可能的社会暴力,也可以使他/她获得某些社会资源。“合谋”一旦形成,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便就被彻底的重新定义了,他/们是在进行一场崇高的信仰实践,而这一实践本身,也是工人在建构自我的构成,即将国家意志变成个体的自我属性。而这也就是工人“光荣”的来源,它与“苦难”是同一个逻辑过程。　　而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身份地位逐渐的发生改变,他/她们从一个受体制庇护的群体,到不断的被体制所抛弃走向分裂,工人阶级遇到了生存、身份和价值的困境。这一过程中夹杂了各种隐秘技术,来限制和消解工人阶级的发声。并且这一切在国家与资本主导的话语中,似乎都变得合理了,正如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被建构为社会建设的力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