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1世纪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其同土地、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共同被认定为现代化生产的五大要素。数据共享进一步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给电子政务建设纵深推进政府数据开放提出急迫要求。这为政府精准高效公共服务、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及决策科学化,促进政府“职责明确、依法管理”的治理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此大背景下,“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隐私权保护研究”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政府收集、储存、利用不同种类信息中,包含着大量的个人信息。政府部门把自身享有的信息资源与全社会进行数据共享,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个人不希望被公开的隐私数据泄露传播。2019年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管理条例》中界定了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也对原有的相关程序进行完善,进一步明晰了个人隐私的豁免权。然而,新修订的条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相关概念的界定不清晰,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对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界定模糊,这就造成行政机关无法精准衡量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二者之间的天平,政府部门为了不必要的诉累,往往会采取一刀切不公开的做法,这样一来,不仅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与此同时对于政府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笔者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保护的二维层面进行精细化研究。从实体法视角看。首先,需明确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预期理论与方法进行分级分类研究。其次,采用比例原则对知情权和隐私权进行权益衡量,回答“何种程度的公共利益才能对何种程度的隐私利益进行限制”的问题。再次,需完成实体标准的法法衔接,即“个人隐私豁免”标准与《民法典》“个人私密信息”保护之衔接,隐私权诉权标准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之衔接,隐私侵权行政赔偿标准与《国家赔偿法》精神损害赔偿之衔接,以期对实务审判提供法律依据。最后,引入域外隐私保护专员、行业自治、隐私PIA第三方评估的实体组织架构保护体系。以上从理论、实务的法律规则遵循、组织保护完成实体保护。从程序法视角看。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全流程的四大程序进行保护:其一,健全审查机制,优化行政审查及司法审查机制。其二,重构协商机制,细化事前通知与健全权利人同意的程序。其三,配套相应的异议机制,创设隐私权人异议程序及引入最终决定作出与通知程序。其四,完善最终救济程序,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公益诉讼程序四位一体作为基底保障隐私权人的权益。采取前述全流程精细化的方式,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兼顾数据开放效率,推动政府治理及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