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活生生的,它应与当下的处境结合起来,它暂时还不能被还原为大脑的生理构造。在哲学上,记忆是古老沉思和智慧所在。它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也是一种状态,一种由物质或物质系统经人类内在和外在变化而留下痕迹的状态。虽然心理学与病理学、文学与艺术、以及哲学对记忆各有解读,但是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将记忆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第一记忆、第二记忆和第三记忆。在现象学视域下,内在化的记忆可体验,而外在化的记忆不可体验。西方哲学史中对人类记忆思想的研究虽然蕴含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但是无法用于澄清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载体记忆问题。斯蒂格勒的第一记忆属于物体的当即,是一种体验;第二记忆是重新记忆;第三记忆是图像意识,是意识未体验过的过去的纹迹。其记忆思想基础来源丰富,对相关记忆思想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斯蒂格勒的记忆思想既来源于古希腊神话,又来源于导师德里达;既来源于吉尔和勒鲁瓦-古兰,又来源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既来源于柏拉图,又来源于安德森。他的记忆思想既不同于西方哲学史中的记忆研究,又不同于法国记忆史中的记忆研究。他将技术提升至特定高度,认为哲学问题就是技术问题,将人性建立在技术上。以第三记忆为线索,扎根于现象学,面向技术和技术物本身,有效阐述当代技术革新问题。斯蒂格勒记忆思想的深刻性,不仅体现在理论创新性上,而且体现在具体应用上。借助记忆思想可澄清的不仅是人与技术、人与自身的关系,而且是这种关系之后的种种现象,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斯蒂格勒的记忆思想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不仅对药学式记忆、智能化记忆和世界性记忆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国家记忆工程项目建设和数字化书写具有现实价值。同时,斯蒂格勒的记忆思想也具有局限性,在理论上有边界模糊的局限,比如概念宽泛和跨学科风险;在现实上出现两难困境,比如无法指导虚拟空间和自动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