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亦即法律监督权是为了预防权力的恣意而建构的、具备鲜明本土特色的理性制度设计。综观其历史嬗变及实际运行,软弱、错乱、危机始终萦绕在其周遭,与其铭刻在宪典之中的崇高地位更是难以匹配。为此,确有必要厘清法律监督权运行不畅的症结根源所在,以便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运行中为其“拨乱反正”、荡涤沉疴。中国语境下的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无异,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中多有辩争、百家争鸣,但是宪法的明确界定就是对这一分歧的最好回应。其在本土法治生态中演化许久,拥有着迥异于域外的中国底色。如若究其历史,会清晰地发现其取法于苏联,在理论建构时兼采列宁法律监督、人民民主专政、分权制衡等多种学说,同时立足于本土传统与现实需要,可谓是集诸项制度菁华于一身的完美复合体。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必须首先厘清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科学内涵、体系结构和逻辑边界,进而将研究视角放诸寰宇,对其他法域检察权的监督效能作比对梳理;同时,也不能轻视对本土制度资源的辩证审视,应当在历史考察中找寻可兹参照的理性因子;在此基础之上,全面把握法律监督权的逻辑缺陷与实践抵牾,并最终开辟其回归宪法定位的准确进路,发挥其应有之价值效能。基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对“法律监督”的分析应当着重检视以下三个维度:第一,检察机关所承载的任务和使命。这是政治层面的一种价值考量,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贯彻和实现何种价值追寻。第二,法律监督的涵摄范围。即较于实然状态而言,应然态势下的检察机关所需具备的功能和效用。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即为法律监督,是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规范层面所彰显的价值,亦称规范价值。第三,法律监督的运行机制和实践成效。即实践价值,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所遵循的运行原理和所发挥的价值效能。将“法律监督”的内核界分为三个维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政治使命定位、涵摄覆盖范围、实践运作机制三大视角来分析理解“法律监督”的涵义,能够精准且完整地回答,检察机关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多重背景之下,应当如何寻找其新的历史方位等重大问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辩证借鉴域外、有机承继历史、适度民族改造的制度成果,在维系宪政体制、监督法律施行、规制权力行使、优化人权保障等层面有着无法替代的价值功效。应当立足于变革与机遇并存的基点之上,优化其权能结构与运作机制,在新的历史时期践行其崇高的监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