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之一,然而这个逻辑关系在我国却并不成立。一方面,国内M2/GDP常年处于上升阶段,到2014年底这一比值已经达到2.01；另一方面,同期国内通货膨胀率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较低水平,甚至有些年份还会出现通货紧缩,对此不论是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框架还是货币学派的新货币数量论均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由此,形成“中国货币之谜”。本文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视角出发,对“中国货币之谜”进行了研究,认为造成高M2/GDP比值与低通货膨胀在我国并存的原因在于人民银行采用了非常规化的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在强制结汇制度下,人民银行须大量购入美元,尤其是随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的不断扩大,外汇占款事实上已经成为基础货币主要的投放渠道,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央行发行的金融债券成为被动的冲销手段。在这种的机制下,央行为了防止货币总量失控,转向控制国内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量,以此来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在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总需求层面中以投资为最,而投资总量以及总需求的形成主要来自信贷驱动,因此,当央行调控信贷量,也就间接地调控了产出和通货膨胀率。所以,高M2/GDP比值和低通货膨胀率共存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受到外汇占款和信贷总额影响的M2与主要受到信贷总额影响的GDP之间由于外汇占款的失控出现背离,但是通货膨胀率由于人民银行对信贷增量的控制仍可以维持在低水平上。本文首先介绍了近十多年来“中国货币之谜”的现实背景,包括了广义货币M2的发行量、M2/GDP值和CPI的变动情况,并对“中国货币之谜”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然后介绍了货币政策框架的相应理论,同时介绍了我国历年货币政策的发展路线,以及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且本文认为大部分文献都支持人民银行采取的是以货币供应量为政策中介目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观点,其中信贷传导渠道是主要的渠道。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宏观数据进行梳理,进一步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信贷传导渠道占主导的事实。在人民银行的政策操作中,基础货币由外汇占款内生决定,法定存款准备金和人行债券成为被动冲销工具,人民银行事实上利用信贷总量控制来影响实体经济,是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正是人行的这些非常规政策操作最终导致了高M2/GDP的形成,并和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实。在随后的实证检验中,本文利用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同样证实了前文的定性分析。根据以上分析得到的结论,本文认为未来货币政策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将现有的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靠拢；二是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