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温总理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些俗语或名言无不在昭示着粮食的极端重要性。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商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粮食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重要的战略品,在战争、灾荒等极端条件下,粮食的多寡决定着战争的成败、政局的稳定。此外,粮食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饲料原料。粮食价格作为百价之基,牵动着各方的利益。在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国情进一步凸显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压力、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增长趋势以及粮食用途的逐渐增加使得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粮食需求增长压力巨大。然而,较之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我国粮食生产却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禀赋约束,突出表现在耕地资源的紧缺和水资源的短缺及分布不均衡。此外,从国际环境看,世界范围粮食减产,产粮大国对出口粮食采取了日益收紧的政策,我国粮食安全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的生产能力来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经济体制的核心,引导着资源配置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价格调控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2006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作为最基础的农产品——粮食,其价格波动及调控再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粮食价格波动及其调控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深厚的政治背景和突出的现实依据。笔者尝试通过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运用历史的、比较的、计量的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吸纳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寻以下问题的答案：现行体制机制下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呈现什么特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粮食价格波动的生产效应、收入效应、物价效应呈现什么特点?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粮食价格调控体系?在对国内外有关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及调控问题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我国粮食价格的波动特征。论文分别以1978年和以1985年为基期,比较分析了名义粮食价格以及扣除通胀因素的粮食价格的波动特征以及粮价波动的周期特征。研究显示：从基本趋势看,粮食名义价格较扣除通胀因素的价格上涨趋势明显,并且不同基期的粮食价格也呈现出差异化的波动特征；从与其它价格指数的横向比较看,以1978年为基期的粮食价格高于农产品价格、PPI, CPI的波幅,而以1985年为基期的粮食价格多呈现与其它价格高低交替运行的特征,表明1978.1984年是粮食价格涨幅较大的时期；此外,关于2007年、2008年粮食价格上涨的定性问题,从名义价格看,此间粮价超过了历史高位,引领了新一轮价格上涨；从扣除通胀因素的价格看,则属于恢复性上涨。其次,论文分别从成本、产量、消费、储备、进出口等方面分析了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成本方面,论文从粮食生产总成本、现金成本、物质成本、人工成本以及土地成本等方面对粮食价格的成本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粮食总成本和现金成本在一段时期内都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呈“阶梯型”上升的特点；粮价波动与总成本、现金成本走势呈现阶段性差异,三者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界点,此前,三者高度相关,此后,粮食总成本、现金成本基本稳定,对粮价的波动影响较小。物质成本方面,化肥费和租赁作业费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粮食价格与化肥费和化肥价格高度相关,在我国粮食生产化肥施用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应将调控农资价格的重点放在化肥上。人工成本方面,家庭用工劳动日工价的上涨使得人工成本增加明显,但是粮食生产用工数量的明显下降以及雇工数量较低,使得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稳步下降。由于工价受货币因素影响较大,为了更真实的反映种粮的劳动价值,论文构建了“日均劳动报酬”指标,用来核算种粮农民在一个标准劳动日一亩粮田获得的利润,并通过与在岗职工日工资进行比较发现,种粮农民没有获得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没有获得其它行业的平均劳动收益。按现有比价关系,从农民的劳动收益看,我国粮食价格有上升的空间。土地成本方面,粮食生产的土地成本显著增加,占总成本的比重明显提高,对粮价的影响有增强的趋势。供求冲击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受供给规律、粮食重要性、较高的粮食自给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产量与价格呈反方向变动；另一方面,产量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度降低。从粮食消费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来看,一方面,粮食消费总量及各主要粮食品种消费长期增加的趋势和粮食价格长期上涨的趋势是吻合的；另一方面,引入粮食产需缺口(盈余)指标探讨粮食消费和短期价格波动。分析结果显示：价格市场化改革之后,粮食价格及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受产需变动影响明显,产需缺口较大的时期,也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时期,产需缺口缩小或出现产需盈余的时期也是价格保持平稳或者下降的时期。此外,分品种看,稻谷的产需缺口较小,小麦的产需缺口较大,玉米的产需盈余较多,但三者价格波动均明显受供求冲击影响。再次,本文从生产效应、收入效应、物价效应等三方面分析了粮价波动的经济效应。在界定粮价波动敏感度的基础上,测算了粮价波动的生产效应。实证分析显示,由于播种面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或者是价格波动幅度较小不足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等原因,粮食及三大品种的播种面积受其价格波动的影响不明显。相对而言,稻谷价格波动敏感度最高,其次分别为玉米和小麦,表明稻谷播种面积受外出务工、政策环境以及其它农产品价格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受自身价格变化的影响较大。在分析农民收入构成和收入特点的基础上,估算了粮价波动的收入贡献度,粮价波动的收入效应表现在以下方面：粮价提高对收入增加表现出正影响效应,粮价下降对农民收入变化没有明显影响,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引起的第一产业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呈现季节性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第一季度对农民收入影响最小,二、三季度影响有所提高,第四季度贡献最大。粮价波动的物价效应分析显示：将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等同于CPI的大幅上扬等同于通货膨胀是认识的误区；将食品类价格的大幅上涨和食品类商品对CPI的贡献度等同于粮食价格的贡献度也是错误的；粮价的物价效应存在不确定性。本文还对影响未来粮价的供求因素做了趋势分析和预测。由于供给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笔者将重点放在了需求预测上。基于合理营养的视角,.在适当控制用途结构的前提下,对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约为6.1亿吨,较2008年消费量增长约9000万吨；饲料用粮将取代口粮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用途,玉米将取代稻谷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品种,大豆需求增长强劲,二者是未来粮价上涨的主力。因此,国家需要调整粮食生产战略,集中资源发展玉米生产,严格控制工业用粮的增长速度,引导居民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防止部分粮食品种价格过快上涨。最后,论文系统回顾了我国粮食价格调控机制的演变过程,总结了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演变特征,评析了目前价格调控存在的问题以及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绩效,在参考美国和欧盟粮食调控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新时期我国的粮食价格调控体系。粮食价格政策经历了统购统销、合同订购、国家定购、最低收购价等阶段,政策演变呈现出总体趋向市场化、改革进程渐进化、逐步向保护农民利益倾斜等特征。现行调控政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粮食价格由行政手段主导,调控目标过于多元化,调控政策短期化倾向严重,调控成本高,政策效率低等。从美国和欧盟粮食调控政策实践看,二者从来没有放弃对粮食的巨额补贴,其粮食价格调控逐步从价格支持转向收入支持和价格支持并重的阶段；美国和欧盟更加注重依法对粮食价格进行调控,也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控粮食价格。新时期我国粮食价格调控体系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构建：首先需要厘清粮食价格调控的目标和原则,舍弃粮食价格调控中不应当承担的农民增收和保障城市低收入者生活成本等目标,保留粮食价格调控的保障粮食安全和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目标,同时坚定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调控原则。加快立法进程,建立和完善以《粮食法》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促进调控机制转型,建立以反周期补贴为核心的收入支持体系,并逐步替代现行的以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代表的价格支持体系,以真正实现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及降低粮食价格调控成本。重构粮食调控机构和流程,设立国家粮食调控中心,重构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合理利用粮食进出口规则和其他手段调控国内粮食市场。同时,注意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制度改革。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粮食生产“日均劳动报酬”指标,用来核算种粮农民在一个标准劳动日一亩粮田获得的利润,并通过与在岗职工日工资比较发现,种粮农民不但没有获得社会平均工资和其它行业的平均劳动收益,并且与其它行业的人工劳动报酬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从劳动报酬的角度看,粮食价格有上升的空间。2.首次构建“粮食价格波动敏感度”指标,测算粮食价格波动的生产效应,即粮价波动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或者对粮食有效种植意愿的的影响。该指标一是指“有效种植意愿”,二是不同于“供给价格弹性”,三是敏感度高低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否成立没有必然联系。研究发现粮食价格波动敏感度较低,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价格波动不敏感,为优化粮食调控方式、改进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提供决策参考。3.立足于未来粮食需求结构而非需求总量预测粮食价格波动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