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40年代是中国新诗由初生走向兴盛的时期,风格纷繁的诗歌流派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中萌发、更迭乃至消亡,民国时期的新诗读者参与了“颓废”诗学的传播与建构。西方的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等诗学潮流都在读者批评里竞相摇曳,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也杂糅进入他者文化的接受过程里,由此形成争奇斗艳的“颓废”风格,从象征派诗人诗歌到西南联大诗人诗歌,读者批评层层推进并逐步完成了“颓废”诗学的建构。第一章首先分析了读者对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诗歌的批评,感官式的“颓废”几乎成为读者批评的中心。象征诗人多为悲哀的流浪者,他们浪荡的足迹引发了苍凉悲苦的人世感慨,折射压抑、彷徨、落魄的内心感受,抚今追古让颓废心灵感到一丝慰藉,但是今非昔比的巨大落差加剧颓废的感伤氛围,酒精与死亡刺激让他们感到暂时的麻痹与宁静。为了抚慰内心的落寞,诗歌表现出对女性的迷恋,在这场肉欲的狂欢盛宴中,诗人借助酒精使自我迷醉,进而肆意放纵,最终演变成饮鸩止渴般的毁灭,与死亡的创伤连为一体。读者批评还从唯美化的艺术视角探寻“颓废”与“纯诗”的关系,衍生出朦胧、丑恶、神秘的审美特征。第二章着重辨析了读者对郭沫若等左翼诗人诗歌的批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矛盾隐秘的“颓废”情绪逐渐从革命的集体意愿中抽离。左翼诗潮的风靡同历史语境的变迁紧密相连,左翼阵营的诗人身份相对混杂,郭沫若、王独清等创造社诗人受到时代感召纷纷转型,郭沫若在争取自由的反抗里流露出拥抱死亡的悲观情绪,王独清利用革命的面具遮掩狂热的英雄主义情结,颓废痕迹还在蒋光慈、蒲风、胡也频等左翼诗人诗歌里残存。读者批评将荒淫无度的城市与破产衰败的乡村作为“颓废”的情感符号,蕴藉着社会、政治、爱情等苦闷情绪。左翼诗人炙热的反抗情绪难掩柔弱的内心本性,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口号传递出空洞无力的感伤情绪,以表面的革命假象颓废地响应着大众化的要求。第三章集中探讨了读者对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诗歌批评,忧郁的病态的灵魂在错乱的时空组合里“颓废”地震荡。读者批评聚焦他们的个人精神世界,郁结的灵魂回溯与编织梦境的无奈感怀是读者关注的重点。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大多过着安逸舒适的都市生活,他们在枯燥乏味的生活中心生倦意,漫长的时光令诗人怠惰无聊,进而感到彷徨、迷茫和无助,幻灭感让他们坠入绝望深渊,滋生出烦闷苦恼的病态心理。现实的苍凉让他们返回梦的原始虚幻空间,多伴随着凄美的苦涩。读者批评还将古典的贵族艺术作为“现代派”诗人忧郁病的成因,精巧细致的诗歌意象与独自言语的诗人作风强化了“颓废”的灵魂。第四章围绕1940年代西南联大诗人诗歌的读者批评,借用尼采的“颓废”观和卡林内斯库“颓废”的“再生”概念,探寻人生悲剧与辩证哲思的“颓废”。读者对穆旦、冯至、袁可嘉、郑敏、杜运燮等诗人诗歌批评基于悲苦意志,指向脆弱的芸芸众生,隐含着灵魂的挣扎以及走出焦灼现状的反思和探索。西南联大诗人的痛楚是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苦难,日积月累,难以愈合。然而,苦痛尚未把诗人一一击溃,他们艰难地探寻涤荡苦难的妙方。穆旦以“分裂”的方式同世间悲剧进行搏斗,冯至以“融合”的方式思索生命的奥秘,它们是转化痛苦的一体两面,死去的历史蕴含着新生的自然,超越苦难的理想人性正是尼采渴求的“超人”精神。读者还从现代化的艺术精神中汲取“颓废”的戏剧元素与“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技巧。第五章串联前面四章的分论,采用新诗流变的视野梳理“颓废”诗学生成、发展、变异的建构历程。作为一种与传统背离的先锋诗学观,“颓废”在读者中的传播呈现出四种不同的形态:感官刺激-情绪冲突-精神回返-生命关怀,它们从视听冲击、情感调和、心灵震撼和哲理思辨的不同层面共同建构起“颓废”的观念。读者的“颓废”审美意识的培植历经新奇-叛逆-时尚-异化的演变,破除传统定式的新颖风格是“颓废”诗学的根基,但是传统文化的无意识积淀仍然对新兴诗学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塑造力。读者“颓废”审美意识的生成从无到有,从普及到丰富,从背离到融合。四种类型的“颓废”特征也并非泾渭分明,它们彼此间存在交叉与渗透的现象。结语从宏观立场阐释了作为新诗现代性传播载体的“颓废”诗学意义。读者在新诗传播场域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个接受群体对新诗的理解或许与诗人的创作意图发生共鸣,更多的则是一种误读的错位理解,然而独特的读者经验在丰富新诗意蕴的同时,也为“颓废”注入现代主义的诗学品格,抽离与摄取传统文化养料的批评尺度丰富了新诗的现代性,在一系列的选择、过滤、变异之后,完成了西方“颓废”诗学的中国化建构,复杂艰巨的接受过程伴随读者对“颓废”的价值评判,单一的“好”或“坏”都难以穷尽其多重复合的价值,只有辩证地考量历史语境与本真人性后才能作出局部的价值判定。读者批评里“颓废”诗学的建构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民国时期的读者接受只是重要一环,它在循环往复的读者阐释中向当代新诗延展,并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