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丁玲1927-1932年间的小说创作为中心,通过对丁玲小说的创作转向进行现象分析与价值探究,展现以丁玲创作转型为代表的这一类既追求革命、革命文学价值,却又不断偏离革命文学规范的“革命文学”的生成转向的复杂性。首先,本文结合时代背景与丁玲自身的生命体验,着重把握与分析作家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自身的生命体验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创作主题流变上的反映。通过揭示从女性的个体反抗到革命与恋爱的互动再到无产阶级工农大众阶级斗争的主题流变特征,来把握革命话语从个体性革命话语的生产与失败到革命话语转型期知识分子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结合再到无产阶级革命话语规范的建构与迎合的转变过程,从而把握“革命文学”的生成路径以及丁玲创作对“革命文学”生成的价值。其次,本文从创作策略的角度对丁玲的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包括从丁玲创作的叙事视角由内视角向全知视角的转变所体现的革命形象的群体化形态,从空间并置由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对比向多重公共空间的对比的转变所呈现的革命视野的逐步扩大,以及从情节模式由离家—反抗—再次出走向恋爱—革命再向革命斗争的演变所表现的革命写实的取向,来把握丁玲的叙述策略的整体面貌对“革命文学”叙事形态的丰富,并通过对典型人物形象的缺失与社会活动的概念化等问题的发现揭示作家表意的焦虑。最后,本文力图从身份视角把握丁玲创作与“革命文学”生成的复杂关系。首先,从女性对革命政治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最终因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告以破灭的结果,对丁玲创作主题的流变与叙事策略的转变既顺应、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趋势,却又在创作策略上存在着种种问题的复杂现象进行解释。其次,以女性人物的塑造为载体,分析不同政治立场下作家对政治想象的不同实践方式,展现以丁玲作品中去女性化的女性群体为代表的女性在革命与革命文学建构中的依附地位,揭示革命政治始终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去女性化的本质。最终,通过对女性、知识分子等革命作家固有身份属性不能完全被整合或抹杀的事实与“革命文学”生成转向的断裂性要求之间的冲突,对上述存在的政治想象在政治体验中不得实现的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并揭示在“革命文学”政治转向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困境。将丁玲1927-1932年间的创作与“革命文学”的生成相结合,既有利于还原与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作家的真实心理,探究“革命文学”生成的路径、形态以及身份隐喻,也为丁玲创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有效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