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孝文帝改革为研究对象,以原始墓志材料为基础,对孝文帝迁洛前后相关人员的志文信息进行统计整理,有针对性从姓氏、籍贯、丧葬地三方面讨论孝文帝改革推行之后的具体成效。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诏“定姓族”。本文在了解孝文帝姓氏改革方面的大体情况之后,重点讨论“帝室十姓”、“勋臣八姓”以及其他内入诸部族的姓氏汉化情况。所依托的材料主要是出土墓志。从胡族对姓氏改革的接受情况来看,孝文帝姓氏改革的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但这种高完成度的持续性却比较短。伴随着迁洛的完成,民众的籍贯情况也进入了北魏统治者的视野中。为打消“代迁户”等群体对旧都平城的眷恋,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强化新都根基,使得汉化政策更有利地推行与发展,孝文帝有计划地开展了对籍贯方面的变革。从胡族和汉族两大群体的籍贯改革情况可以发现,孝文帝此举促使社会逐渐接受地域身份的转变。而从籍贯改革引发的胡汉双方变更家族世系信息的行为来看,社会上出现了崇尚汉文化的风气,胡姓家族开始在家族世系中伪造、攀附汉人祖先。与之相呼应的,汉人士族也逐渐热衷于和胡族拉近关系,胡汉融合由此得以推进。孝文帝汉化改革除了对姓氏、籍贯加以要求和限制,对于南迁代人的葬地也有所安排。鉴于鲜卑与汉人对待丧葬一事的态度不尽相同,本章对两个群体分别展开研究。对于胡人来说,通过孝文帝政令的颁布,强制规定其必须葬于洛阳。因为有国家机器的强力推动,所以他们基本持接受的态度,能够听从朝廷的要求,遵守朝廷对洛阳葬区的规划。但同时也存在继续葬于代北的情形。对于汉人来说,受到葬地改革的影响,采取了死葬洛阳和死葬祖籍的“双墓地”变通措施,不过墓志中看,他们更倾向于祖籍墓地。从胡族和汉族的反映来看,孝文帝在丧葬地方面的改革虽然得以贯彻,但随着政令的放松、下层民众对改革的接受并不彻底,最终造成了民众执行过程中的往复与疏漏。不单单是丧葬地,对于姓氏和籍贯的改革也一样。孝文帝改革是为了在北魏社会推行汉化,从改革的整体实施情况而言,均被很好地执行接受。汉化政策以这些改革措施为媒介,被不断发展与深入。而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往复情况,也说明了汉化并不是一条单线发展道路。汉化并没有完全压过鲜卑化,汉文化与胡族文化相互对抗、相互融合,最后变成一个复杂的多元文化结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