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就成了时代主题。洛克、卢梭等思想家是近代市民社会的拥护者,他们以自由主义思想为理论依据,以个体生命、自由、财产为价值依归,论证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试图建构个体得以在其间自由发展的共同体。马克思是启蒙时代的产儿但同时也是启蒙思想的内在批判者,他批判了自由主义脱离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虚幻“自由”,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类自由与社会解放有了内在关联,人类自由的立足点在于超越现代市民社会。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是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范畴。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因此人类自由的前提就在于“人”如何在占有现代市民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摆脱市民社会的压迫。马克思用市民社会史观论证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两重性：现代市民社会一方面为人类自由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前提和普遍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现代市民社会成了“人”异化的场所,人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解剖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破解了人与人关系异化的根本原因即在于资本对劳动的支配,由此为市民社会的解放即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大师,他用市民社会理论探讨了近代欧洲社会变迁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趋势及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发展不可逆的前提下,1978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把握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现实素材,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可以成为把握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方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中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相比有其自身的发展特征,同时又具有市民社会的共性。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具有自我批判能力,它能够在代表民意的前提下自觉地限制和消除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存在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