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清政府受“重农抑商”思想和“朝贡贸易”体系的影响，把对外贸易作为驭控外商的工具，其主要目的不是为经济服务。恰克图与广州作为当时南北对外规模较大且具代表性的通商口岸，在国内外大环境背景影响及清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贸易管理模式有很大异同。本文在梳理清前、中期国内外对外贸易环境背景基础上，选取这两个南北通商口岸为例，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进行比较，分析对比在中央集权下，清政府对南北两地制定的外贸政策制度的异同，探讨两地贸易商人各具特色的管理体制及差异形成的原因。　　受清政府外交观念的影响，两地管理体制更多的反映出政治作用，而出于维护经济利益的目的相对较少；基于防范外商、稳定政权的初衷，清政府在南北两地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对外贸易，且管理不断趋于制度化；建立了相应的税收体制，为政府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两地商人的自主管理在管理体制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约束着本国商人恶意竞争，而且维护了市场秩序，促进了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但是，恰克图与广州因地域、环境、贸易主体等的差异，清政府设置管理两地的机构与官员简任差别较大，显示出对两地重视程度的不同；恰克图与广州的管理体制在交易程序、贸易地点、商人主体、交易商品等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商人组织对贸易的管理在价格制定、惩戒机制等制度约束层面也存在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