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解决我国农村“谁来种地”问题的关键,是推进农业科技水平转化的重要举措。2012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随后连续8年中央1号文件聚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2012年农业部在全国100个县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主要任务是探索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模式,制定认定办法和建立政策支持体系。农业部在开展试点工作基础上,2014年正式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及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骨干农民为重点对象,构建教育培养、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培育制度,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0万人,为现代农业建设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编制了《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条件能力建设规划(2014-2020年)》,通过近几年的探索研究,涌现了四川崇县、北京农广校、江苏太仓、陕西晨阳等典型示范地,但是距离我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目标存在一定差距。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素有“北方粮仓”之称,植被丰富,集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两大天然地貌优势,是全国粮、菜、肉、蛋、果主产区之一,农业集约化和产业化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本文通过对石家庄农户调查,主要是培训方式、培训意愿的调查,通过定量定性分析,提出建议和对策,为河北省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思路。1.本研究通过搜集、整理国内外文献,利用文献法、调查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石家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进行调查。通过分析我国四川崇州、北京农广校、江苏太仓、陕西安阳等典型示范地和国外美国、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典型农民职业教育案例,结合石家庄农民培训现状以及农户对培训的调查分析,为新型职业农民提出建议和对策。2.通过对石家庄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进行石家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研究。第一,从石家庄地理条件、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及生活消费支出等因素分析石家庄农村发展水平。第二,通过对农户文化水平、家庭劳动力人数、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构成的调查,分析石家庄农户文化素质水平和家庭劳动力构成,石家庄主要以四口、五口之家为主,劳动力在2、3人为主;通过对农户培训过程中生产指导、信息、技术来源的数据整理,分析石家庄农民培训中培训主体构成;通过对农民能够接受的培训时间、培训需求、培训地点、培训费用等因素研究,从农户视角分析符合农户意愿的培训方式,多数农户愿意在生产过程中,在生产场地接受培训;通过调查农户在培训中遇到的限制因素,总结农民培训过程中遇到的阻碍,调查中发现,只有30%农户认为培训效果显著,培训效果不明显、网络利用率不高、培训方式不理想、培训目标不精准成为限制因素;通过对参培目的、培训效果、政府功能等因素分析,得出农户培训效果。第三,通过对农户的基础条件与培训意愿(年龄与培训时间、受教育年限与培训费用、年收入和培训次数)的回归分析,发现农户的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影响农户的培训意愿,它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提示在培训过程中,对培训对象的选择上,重点考虑农户的基础条件,提高培训质量。3.本研究通过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和以巴西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等四个典型国家国情、职业农民教育发展过程、颁布国策、实施法律进行深入分析,探寻四国之间的共同点,最后提出通过法制化、科学化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从宏观提供经费保障,提高信贷支持等政府扶持力度方面提出对我国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4.通过对石家庄351份数据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以及对国内外典型实践案例探讨,总结经验,提出精选培训对象,明确培训对象职能,制定既符合农户需求又符合农户发展规律的培训内容,优化宏观环境,建立农民保障体系。本研究旨在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避免“一刀切”式的“大水漫灌”,应当遴选有需求、有能力的农户进行培训。通过优化培训环境,从政策、法律法规方面制定适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生长的环境,有效利用政府职能、学校资源、社会力量等功能,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高效、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