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设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彰显了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对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维护。在该罪名单独设立之前,食品监管领域的失职渎职行为,一般都是以渎职罪一章中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一般条款进行立案查处,在定罪量刑方面并未与其他的渎职犯罪进行区分,也体现不出国家对食品监管领域渎职犯罪的强力打击。在食品监管渎职罪设立以后,由于该罪名的立案标准较高、司法实践认定难以把握、轻刑化程度较为明显,致使该罪名的使用率并不高。对六十份一审判决文书展开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下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认定存在诸多困难,包括但不限于:对于适格主体的认定较为困难,司法实务中存在部分较为明显的食品监管渎职行为无法构成犯罪,也无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的问题;对于食品监管法定职责的认定较为困难,如何对其所应当负责的法定职责进行确认,是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本罪的重点也是难点;对于犯罪后果的认定较为困难,本罪中的“其他的严重后果”难以认定;对于犯罪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存在一定的难度。食品监管渎职罪司法认定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厘定本罪的行为主体范围,并且对“故意”和“过失”进行必要的区分。本罪是结果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与“其他严重后果”是本罪的结果要件,两者均存在标准不明确、统一之局限,应当明确其具体的司法认定标准;本罪的因果关系认定应当坚持根据具体的案件事实,采用双层次原因说进行判断;食品监管渎职罪与一般性渎职罪之间存在竞合,两者之间属于包容型的法条竞合关系,与其他渎职犯罪之间也有竞合关系的存在,司法实践中宜采取“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处断原则;食品监管渎职罪中的“多人犯罪”问题需要厘清,特别是共同故意犯罪,应当对犯罪的主次进行必要的区分,以指导具体量刑;司法实践中,该罪的量刑过于轻缓化,尽管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根据,但不宜长期坚持轻刑化倾向,可增加罚金刑以配合自由刑,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犯罪进行严厉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