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异族”建立的王朝,同时作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清朝在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之初就面临着不同层面的民族问题:要统治一个以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汉族人为主、边疆地带又有着势力强大的蒙、回、藏等民族的国家,在面对汉族时,一方面要学习先进文化,争取正统地位的继承权;一方面也要警惕汉族文化的“腐蚀”,在这种文化包围中艰难地维持满洲民族的主体性;而在面对其他边疆民族时,同作为异族,清朝皇帝与整个满洲统治民族则扮演了与历代汉族皇帝不同的角色,满洲民族的族群性得到了丰富和凸显。清朝定鼎北京二百六十载,最终在内外夹击、风急浪紧的形势中覆灭,在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现代化潮流发生主动或被动交流的时候,在促使中国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同样留下了复杂的民族问题:一方面,由于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不断地复辟,满洲贵族、遗老遗少还与日本人勾结建立了伪满洲国;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来的“边疆中国”叙述在其“继承者”国民党的民族思想那里留下“后遗症”,给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带来了许多的变数。谁是这些问题最恰当又最深刻的思索者?老舍承担起了这样的任务。作为一位北京城旗兵家庭出身的满族作家,同时也是“进步作家”,老舍的创作和思想上包含了“革命”与“民族”这两个二十世纪关键词的复杂关系,他自身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开始时因为革命排满风气带来的民族创伤而讳言自己的满族身份,到抗战时期面对外侮时以中华民族的认同“压倒”满族认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自信坦然地以满族历史的讲述者、满族文化的反思者的心态,创作出《茶馆》、《神拳》、《正红旗下》等经典传世之作。这三部作品都是历史题材,《茶馆》和《正红旗下》是老舍创作中较为少见、同时也非常大规模地描写晚清以来旗人的世风人情以及他们的经历遭遇的作品,而《神拳》则表现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也是老舍直面中国与外国民族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这样的判断下,本文认为老舍建国后的作品《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中的满族/民族书写非常重要。在这三部作品中,老舍都将目光放在了晚清,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民族的问题进行追溯的努力。如果说在《茶馆》中,满族的问题表现在旗人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堕落、民族认同的迷惘上,在《神拳》中,满族的问题表现在满洲统治者政治的腐化和军事的失败上,那么在《正红旗下》中,满族的问题则更加深刻地表现在文化上,表现在普通旗人吃喝玩乐的日常生活中。这三部作品体现的是老舍对于近代以来满/汉/洋三者关系的整体思索,它们在表现和处理民族问题时贯穿着两条共同的主线,就是“反帝叙述”和“穷人叙述”,这是老舍自己的写作和思考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法论”。通过这样的写作,老舍为自己取得了对民族进行陟罚臧否的文化自信,也为满族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确立了一种主体性。因此,本文的正文部分则以对这三部作品中满族书写的具体分析组成:对《茶馆》进行分析,抓住作品中几位重要的旗人形象,通过老舍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与借他们之口对民族关系与历史问题的表述,探索老舍创作《茶馆》时在民族意识的左右下对于历史认知的错位;对话剧《神拳》进行分析,通过老舍对于义和团的情感和评价去探索老舍的民族心理,阐述这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发现如何影响他对革命的认知;分析《正红旗下》中的文化描写,考察所谓的“二百年旗人文化”的内涵,以及它在塑造民族意识中的作用。通过这样的考察,本文认为,在这三部作品中,作家的文艺思想与时代的政治要求得到较好的结合,老舍通过对于民族的书写,也讲出了深入人心的革命故事。这是老舍自身文学之路的又一座高峰,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民族的问题的一个成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