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监测辽河干流淹水区0–5cm深沉积物，消落区与坝间10个断面0–5cm、5–15cm、15–30cm深沉积物重金属铜、镉、锌、铅含量，揭示10个断面土壤中重金属的污染特征及历史，以背景值与水系沉积值为参考解析重金属是否达到污染，以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I级土壤标准解释淹水区沉积物重金属含量是否超出维持自然背景的环境质量限制值，以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II级土壤标准解释坝间沉积物重金属含量是否超出保障农业生产与人体健康限制值，以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III级土壤标准解释消落区沉积物重金属含量是否超出保障植物正常生产的临界值。采用地质累积指数法与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分析铜、镉、锌、铅在河岸带的污染现状与生态危害程度；并对重金属间进行相关性分析，解析重金属污染来源。结论如下：1.整个干流河岸带均受镉污染影响。河岸镉平均含量达1.520mg·kg^-1，是辽河水系沉积物平均值的1.26倍、辽宁省土壤背景值的12.63倍。淹水区镉含量为1.395mg·kg^-1，超出维持自然背景土壤环境质量限制值；消落区镉平均含量1.438mg·kg^-1，超出保障植物正常生长限制值；坝间镉平均含量1.625mg·kg^-1，超出保障农业生产与人体健康的限制值。河岸通江口至毓宝台大桥镉含量均值达2.317mg·kg^-1，是冷东大桥至入海口含量均值0.455mg·kg^-1的5.2倍。2.河岸铅含量均值为32.32mg·kg^-1，高于辽宁省土壤背景值，低于辽河水系沉积物平均值。淹水区铅含量均值为27.60mg·kg^-1，除张荒地辽河大桥外，各断面铅含量均低于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I级土壤标准；消落区铅含量均值为31.34mg·kg^-1，各断面含量均值均低于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III级土壤标准；坝间铅含量均值为38.23mg·kg^-1，各断面含量均值均低于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II级土壤标准。3.河岸铜含量均值为28.21mg·kg^-1，高于辽宁省土壤背景值，低于辽河水系沉积物平均值。淹水区铜含量均值为25.87mg·kg^-1，除通江口外，各断面均未超出可维持自然背景的土壤环境质量限制值；消落区铜含量均值为28.14mg·kg^-1，各断面铜含量均低于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III级土壤标准；坝间铜含量均值为32.42mg·kg^-1，各断面均铜含量低于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II级土壤标准。4.整个河岸带锌含量均值为42.15mg·kg^-1，低于辽宁省土壤背景值。淹水区锌平均含量为35.34mg·kg^-1，消落区锌平均含量为43.75mg·kg^-1，坝间锌含量均值为47.35mg·kg^-1。5.河岸带镉地质积累指数均高于铅、铜、锌，且通江口至张荒地辽河大桥各断面不同区域均达4级中度污染至高度污染。淹水区中，除福德店外，其它各段面镉的地质积累指数均达中度污染程度以上。消落区中，除冷东大桥外，各断面地质积累指数均达到中度污染以上。坝间中，福德店至辽河大桥达5级强度污染，通江口与毓宝台大桥达6级强污染至极强污染。河岸带铅、铜、锌地质积累指数主要为2级无污染到中度污染以下。6.辽河干流河岸带均受镉潜在生态危害威胁，潜在生态危害指数在通江口至毓宝台大桥>达牛渡口至张荒地辽河大桥>冷东大桥至赵圈河辽河入海口。通江口生态危害指数最大，平均达698.77。镉对潜在生态危害指数的贡献均最大，达到78.76－98.95%，且潜在生态危害指数值越大，镉贡献率越高；铅、铜、锌贡献极小。7.辽河干流河岸带重金属总体含量表现为坝间>消落区>淹水区。辽河干流河岸带土壤中铅、铜与锌间含量具有极显著正相关性，有相同的污染来源；镉与铅、铜、锌间无显著相关，有单独的污染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