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家和《老子》的研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不够确定，在《老子》文本问题上，汉代以后即有不少学者提出怀疑，并有不同的有关《老子》篇章结构的记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至70年代以前，学术界主要围绕《老子》是早出还是晚出两种见解展开讨论，在晚出的见解中又有《老子》成于战国的前期、中期、末期以至秦汉之际的不同。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出土了帛书和竹简《老子》之后，学者们将它们与传世文本相互参证，先后否定了《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际和战国中、晚期的观点，并对传统道儒对立的看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尽管如此，有关《老子》文本的演变特别是其中所反映的道儒关系的思想变化，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有人虽也曾提出过问题，但还没有科学地解决。本文力图从版本的演变入手解答这个问题，这不仅对于理解和促进当下对《老子》的各种释读和校勘，而且对于设想未来的《老子》研究和演变应该是大有裨益的。本文首先通过检讨《老子》文本和道儒关系的学术演变及其研究历史，提出这一课题目前所存在的问题，然后着力探讨《老子》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本的发展演变，试图釐清各文本的内容、性质以及学术地位等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对其体例、结构和文字异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道儒关系的重要变化进行具体的比较和分析，从中发掘它们之间的前后逻辑关系及各自的学术思想背景，最后再从方法论角度评述传统《老子》研究的观念、方法，进而就相关的学术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认识。本文认为，从郭店楚简本(郭店楚墓竹简本，以下简称简本)、帛书本到以王弼本为代表的各种今传本，《老子》一书经历了一个流动而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对《老子》进行编辑和整理，使得它在体例、结构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均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简本《老子》作为战国中期的《老子》文本，是今日所见较早的系统化、逻辑化传本，但不是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帛书本《老子》系战国中后期《老子》传本的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其“德”前“道”后体系反映了《老子》文本发展史上开始以篇题分篇的初始面貌，是黄老学者为适应时代需要而对《老子》一书所作的有意识的处理；以王弼本为代表的今传诸本的“道”前“德”后次序早在韩非的时代即已形成，而王弼本是一个较好的《老子》注本，但还不是最后的定本。《老子》早期文本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不同时期的《老子》样本，它们都有着各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过不同的影响。韩非子《解老》、《喻老》所引《老子》版本在体例上大体与帛书本相同，而司马迁所引所用版本即应是与王弼本同一系统的版本，其“道”前“德”后的次序很可能出自韩非。从各文本的思想内容来看，《老子》书中反映强烈反儒思想内容的文句仅见于帛书和今传诸本《老子》中，这些带有强烈反儒思想内容的文句，显然为简本之后的道家学者所改窜，而这种改窜在帛书本时代就应该已经完成了。后来王弼注解《老子》，又使道儒走向融合。这为我们探讨道儒关系的演变提供了比较清晰的线索。不仅如此，黄老思想与《老子》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明确；早期流传的《老子》文本及其与《老子》有关的注释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黄老之学的影响，换言之，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献文本形态的形成应该都与黄老之学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今天在拥有帛书本与简本《老子》新资料的条件下，应当从建立完整的史料学概念的要求出发，结合流传的多种版本，把《老子》放在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链条中，全面地、动态地把握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有关记述文字。我们一方面既不否认老聃是《老子》一书的作者，另一方面又要明确战国中期以后形成的《老子》传本都是经过后人增补、修改的版本，而非所谓“定本”。目前形成“定本”的学术资料条件渐趋成熟，可以考虑组织人力形成“定本”，如果遇有新的版本或资料出土，再不断修改、补充。同时，应当写出反映最新出土资料、最新研究成果的道学发展史、《老子》版本演变史、道儒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