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末孙坚起事始,孙氏宗室子弟便参与其中,但彼时孙氏宗室子弟人数尚少,在孙坚武装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孙策渡江后,拥有了割据一方的势力,孙氏宗室遂在此时成为孙氏政权的支柱之一,直至孙吴亡国。孙氏盘踞江东后便开始大量启用宗室子弟为官,所授官职多集中于郡太守、禁卫武官和宗室督将,几乎都是武职,这与孙氏一族的武人气质是密不可分的。总体而言,在孙氏政权中前期,孙氏统治者比较信任宗室子弟,如宗室太守基本在初得一郡时即任命,宗室禁卫官有统兵出征之权,部分宗室可继承父兄江渚督将之位等。封爵方面亦显现出孙吴优待宗室的政策,无论是在奉邑制中还是在封爵制中,孙吴宗室相比异姓大臣更易获得奉邑或爵位,且宗室奉邑和封国大多在经济发达地区,在奉邑内还可享受异姓将领所不可获得的自置长吏之权,限制则是宗室爵位很难由子孙继承。而在对分封藩王的态度上,则有一变化的过程。孙权、孙皓俱对诸子封王,但孙皓时期藩王的权力明显大于孙权时期。由孙羌、孙静二房支后裔政治生涯的沉浮可窥见孙吴不同时期的治国理念。孙羌后裔武力出众,可于争衡天下时期效命疆场,故在孙策时受到重用。孙权固保江东,选贤任能,则文化修养更深厚的孙静后裔脱颖而出。且因孙权崇尚申韩之术,出于极权政治的需要,孙权屡对孙羌后裔进行压制。如此直至孙吴末年,孙静后裔在宗室中的政治地位、军事地位以及代表经济地位的封爵数量都要高于孙羌后裔。在皇权政治中,宗室在不同时间段扮演了不同角色。孙权称帝曾尝试过分割皇权的“建业——武昌”二都计划。孙权使太子孙登留镇武昌,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孙登的军政才干,以备自己百年后孙登能够成为一位合格的君主,另一方面也有钳制陆逊的企图,防止其于荆州成尾大不掉之势。孙亮、孙休时期,孙峻、孙綝兄弟相继以宗室身份干政,造成孙吴皇权的旁落。孙休最终虽然成功诛杀孙綝,但皇权并未复苏,直至孙皓时期皇权才重新振兴。但孙皓皇权的重振基于对宗室的血腥压迫之上,肆意的屠戮又致使原本与孙氏合作的大族各怀异心,面对如此困境,孙皓又不得不启用一些宗室子弟,但孙氏裂土江东日久年深,宗室子弟也不再具备先辈的能力,已无力再保全国家,孙吴遂在晋军的楼船铁骑下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