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明调和论”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是“东西文明调和论”产生的基本条件。江户时期到明治初期,活跃的日本思想界出现了神国思想、折衷思想和欧洲文明史观等可利用的思想资源,它们分别影响了“东西文明调和论”的价值诉求、主要理念和表现形式。明治时期,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剧变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文明观、国家观和世界观,这一时代背景决定了明治后期“东西文明调和论”的产生、主要内容和特征。明治后期,“东西文明调和论”主张调和了东西文明的日本在世界上具有优越地位,因此,日本肩负着调和东西文明、创造新文明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使命,其代表人物有大隈重信、德富苏峰、渡部万藏、后藤新平和浮田和民等人。这一论调的特征有三点:其一是工具性。“东西文明调和论”是打破“黄祸论”和合理化日本扩张的宣传工具。其二是形式化。“东西文明调和论”在动机、内容和论证逻辑等方面的缺陷表明,文明论只是它的表面形式。其三是投机性。“东西文明调和论”从文化传统、地理位置、维新改革和国际地位等不同角度来论证日本的优越地位,从而引出日本“保护”、“引导”东亚各国的责任和义务。明治后期,“东西文明调和论”与日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等社会思潮有着不同层次的联系。同时,该论调不仅引导着国民认知,还配合殖民扩张政策的推行,甚至影响了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调和论”。明治后期的“东西文明调和论”的实质是日本传统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想重新整合下的“日本优越论”、“日本特殊论”和“日本扩张论”。大正时期的“东西文明调和论”不仅有继承的一面,还出现一些相关的学术研究。在日本近代史上,“东西文明调和论”的发展趋向复杂化和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