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诗”是近年来“史记学”研究领域提出的新术语和新热点。诗人们在咏史怀古诗中以《史记》中的人物作为吟咏对象,进一步推动了《史记》的传播。目前有关“《史记》诗”的研究不算多,而有关古代越南诗人咏《史记》人物的研究更是甚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影印了元明清三代越南使臣的79部作品,记录了越南使臣来华沿途的所见所感。其中咏《史记》人物57人,诗歌268首。越南阮朝末年杨叔珨退休后编著的《闲中咏古咏史》收录了杨叔珨、范阮攸、阮德达、梅庵公主790首咏史诗,其中咏《史记》人物88人,诗歌200首。两书的越南咏史怀古诗数量是目前国内能看到的古代越南文献中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同是出自古代越南诗人之笔,两书咏《史记》人物诗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受儒学忠孝礼义文化的影响,古代越南诗人咏《史记》人物诗内容以赞美忠臣为主,评价历史事件时流露出天命观念;艺术表现上都运用了比较手法;诗题简明,多有诗序;事典语典皆用。但由于越南使臣代表国家出使,要在诗歌中一展越南文人的文学素养,所作诗歌回国后要上呈君主,并且使臣写诗时就身处古迹之中,古今对比,不免心生无限感慨;而杨叔珨等诗人咏《史记》人物诗作于国内,具有私人性与灵活性,诗歌主要抒写个人情怀,授课徒儿。基于此,两书的咏《史记》人物诗同中有异,各具特色。使臣咏《史记》人物诗写于燕行途中,所咏《史记》人物大都限于途径各地的历史名人;杨叔珨等人的咏《史记》人物诗写于越南国内,人物选择不受地域限制,以个人感情、立场及价值取向为主,主要吟咏忠臣义士。在艺术特点上,使臣咏《史记》人物诗体式以七律为主,诗序记录遗迹情况,语言风格典雅悲慨;杨叔珨等人的咏《史记》人物诗以七绝为主,诗序介绍所咏人物事迹,语言风格平实质朴。在创作触发点上,使臣因亲临古迹,触景生情;杨叔珨等人因阅读史事,抒发议论。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使臣评价人物较正规、传统;杨叔珨等诗人不拘泥于传统观点,偶见对历史人物的翻案之作,别出机杼。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可窥见越南古代咏史怀古诗大体的风格形态。两书咏《史记》人物诗反映了越南诗人对中国史籍与小说的熟悉以及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而中方也可借“异域之眼”,拓宽《史记》人物研究的视角,向大众展现中国历史名人的“国际”影响力;燕行诗歌还可作为补充史料,增进对中国古迹变迁情况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