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和家庭的成本持续偏高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婚戒作为诸多成本的一个方面，对它的消费可以体现婚姻当事人对婚姻关系的信心以及婚后履行承诺的决心。自1998年至2008年的十年间，婚戒的消费呈坚挺上扬的趋势，但我国的结婚率并没有出现对应的上扬。相反，这十年间我国的粗结婚率呈现低迷的态势，而粗离婚率则不断攀升，非婚性行为也趋于普遍。究其原因，在于婚姻成本的变化：婚姻成本迫使女性采取婚姻探索的策略，婚戒变成婚姻探索中进行试验和判断的工具。当女性在婚姻市场探索观望时，具有寓意的，同时体现男性经济能力和婚姻态度的婚戒的需求自然会上升。而女性的探索，是因为受到了婚姻成本和婚姻“准工资”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来自于女性的经济独立，它改变了家务工作“准工资”的吸引力；性和生育的分离降低了女性婚外性行为的风险和成本；而男性的机会违约不仅让女性在婚姻前期投入成本巨大，后期的“准工资”也难以保障；男性的收入差距，则让女性在婚姻探索中可能获得更高的“准工资”。婚姻成本和“准工资”的变化不仅造成婚姻乱象，更引起了家庭结构的变动。由于婚姻制度的成本高于非婚姻制度的成本，人们则倾向于选择降低婚姻内的性需求，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的避险策略。家庭的规模继续缩小，结构类型也趋向简单化，单身家庭和丁克家庭日益增多。成本变化造成的家庭服务外包现象，更使得家庭结构的变动扑朔迷离。婚姻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为了获得完满的婚姻，势必要加大婚姻的投入。然而居高的婚姻成本让当事人感到力不从心，对此，政府有必要考虑对婚姻进行补贴，在全社会培养婚姻家庭道德，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确保家庭结构的稳定，完善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