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卫过当案件的讨论一直未停止,从2009年的“邓玉娇案”到2016年的“于欢案”,再到近些年发生的一系类“反杀案”,司法实务部门、刑法理论学界以及社会公众对于防卫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的意见往往莫衷一是。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我国对于防卫过当制度的认定标准还没有达到统一明确。虽然防卫过当制度在我国现行刑法典的第20条第2款已经做出相应规定,但是对于防卫的限度标准和损害定义并没有进一步明晰,也未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虽然2018年12月最高检第12 批指导案例有1例防卫过当指导案例,但是也不能够有效解决防卫过当限度标准不一的问题。因此,亟需对防卫过当的限度标准进行明确。立足于目前防卫过当的司法现状,对防卫过当案件的裁判罪名分布、防卫行为造成的防卫后果、双方人数对比、双方工具使用、防卫环境等方面对183例防卫过当案件进行实证分析,从司法实践案例中找寻司法机关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规律,不可否认的是司法实践中,对于防卫过当的限度把握过于严苛、过于强调损害结果且将轻伤认定重大损害、对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及“重大损害”裁判说理不足。主要还是由于防卫过当法条规定过于笼统、结果推导行为的“唯结果论”倾向与法官过多考量案外因素等。通过对域外国家有关防卫限度理论的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防卫人采取防卫行为的限度判断主要是要求防卫人采取防卫行为时需要存在必要性限度和相当性限度,防卫行为只有在兼具必要性和相当性才满足正当防卫的限度要求;英美法系国家与此不同,而是针对保护的对象不同类型化为防卫自身、防卫他人以及防卫财产和住宅情形,对于各类防卫行为的限度条件规定不一。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域外防卫限度经验,对我国防卫过当制度的适用提出纠偏路径:调整刑法第20条的使用顺序,优先考察行为标准;进一步细化“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标准,细化需要考量的因素;明确“重大损害”不应包括造成不法侵害人轻伤的损害后果,财产性重大损害也应包含在内。判断防卫过当时,防卫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应是并重并同时具备,否则应考虑成立正当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