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着以一种视文学为生命的同情眼光梳理“赵氏孤儿”的发展轨迹,以一种宏观多元的研究视角,立足史实资料、田野调查和民间观察,在社会现象与思想学术的交织考察中还原故事“赵氏孤儿”的文学生态,即此以观察和反思“赵氏孤儿”的发展历程,全面呈现“赵氏孤儿”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嬗变,同时又在“赵氏孤儿”的研究中重新定位,挖掘阐释“赵氏孤儿”在书写形态变迁中的文化意义、范式转变中的价值凸显和传播模式下的观念嬗变,并在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民众心态、生活观念等的综合思辨中大致理出“赵氏孤儿”的流衍过程及其背景原因,在宏观的历史理解与文化承续中引申出关于“赵氏孤儿”的结构格式与精神内涵,以一种大文学观、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把握“赵氏孤儿”演变的文化历程,探究藏于其后的文化精神和不同立场下的价值取舍。“赵氏孤儿”博涉四部,以记录时间而论,《春秋》是关于“赵氏孤儿”事件最早的历史记录。记载以“赵盾之弑”、“同括之杀”、“赵武之会”作为核心要素,虽寥寥数字,但其后价值关怀却极为深刻。《左传》叙述赵氏故事是在《春秋》的基础上大为丰富,所载赵氏诸人物,皆描写言行,刻画性格、褒贬揄扬暗含其中。《公羊》、《谷梁》对事件没有太多关注,《国语》的记述从情节到人物对《左传》进行了补充,诸子立说从不同层面丰富了赵氏孤儿的内涵,成为故事流衍的重要推力。司马迁继承《春秋》,以“德”为标准,在《史记·赵世家》中将赵氏孤儿的故事叙述完备,其中人物面貌的粉墨涂抹也越加厚重,以“恶”形象出现的屠岸贾,还原本来面目,细究其职位、行为、身份,虽为酷吏,但小人物的艰辛与悲剧并不被人知晓,叙述中没有抑扬的词汇,真正的褒贬态度暗藏于笔。以“义”形象出现的程婴,在司马迁笔下虽有仁有义但亦道德微瑕,不纯粹的道德使小人物的形象更加饱满,而立言行事中呈现的价值凝聚与道德呈现是其最大价值。究其根本,不管是因义立传还是歌颂小人物的不朽,还是忠奸文化的初现,都体现了存亡继绝的精神凝注,也是赵氏孤儿故事的核心价值所在。汉朝刘向《说苑》、《新序》在《史记》的基础上对赵氏孤儿故事进行转述,着力于搜孤、救孤等重要情节的描写,虽有一些微小的文字变化,但价值阐释没有太大偏差。其中“节义”、“复恩”,以及由此引入的复仇,成为后世文学不断重述的母题,一再重复的历史事件,进入不同姿态的文体样式如正史、传赞、书信、碑传,特殊的文化情态呈现其中,后世不断仿效。进入到诗歌的赵孤故事,初现在陶渊明的《程杵》篇中,之后庾信、李白也有咏叹,但以述祖纪德姿态呈现的赵孤故事,虽能折射出赵氏故事的深远影响,但仍有寂寞之感。在宋代文化特殊的生态中,赵孤故事除了零星的祀典颂歌外,并没有太多的褒奖,反而得到宋儒的质疑,无论对事件的真伪还是人物的有无都持否定态度,所以在普遍怀疑的态度之下的诗歌也较寥落,直到南宋灭亡时才激起回声,在特殊的政治处境中“存赵保孤”的节义精神淋漓展现。自元而清,诗歌集中于咏古抒怀、读史言志、咏物比德的视野下流传。进入到文学领域之后,不断重写的价值母题,不仅限于思古幽情的抒发,始终有着最为深刻的道德关怀。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出现使赵孤故事的文学观照发生变化,由诗文的“重述”转向戏曲、小说的“重写”。《赵氏孤儿》将“忠义”作为全剧的灵魂,无论是作为故事主轴的忠奸对立,还是矛盾冲突的不断激化,都更贴合民众趣味的美学取向,隐于其后的则是社会心态的人文嬗递。除杂剧《赵氏孤儿》外,《八义记》亦是旧剧新作,其中增加了许多情节、关目,使故事更为流畅,让赵孤故事于流传中深入人心。以文字为载体的小说,叙事关注更纯粹。从《列国志传》的历史讲述到《新列国志》的故事叙述再到《东周列国志》蔡元放的评点,曲折生动且大体合乎情理,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讲述传诵更为广泛,历代讲述的赵孤故事,至此而得精彩。对于赵孤故事,传统社会的最大认同和故事不断重述的核心价值始终以节义忠烈为基点,千百年来,基于道德认同的文化心理成为赵孤故事最为庞大厚重的接受基础。无论是经史领域的求真辨析,还是戏曲小说的搬演重述,核心价值的基本认同却不变。最为深层的忠义情怀于文字中喷吐激发,潜行浸润的民间情绪为之感染,由之造就的价值取向,遂成为赵孤故事接受、传播的一般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