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方分析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盈余预测和荐股评级是最直接也是最精炼的对上市公司的总结，受到投资者最多的关注，其中荐股评级更直观、更集中地体现了卖方分析师对该上市公司价值的整体判断。既有研究表明，卖方分析师的评级调整相对于评级水平本身更具有信息含量，能为投资者提供更有力的投资依据。另外，卖方分析师作为券商的员工，处在与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有密切联系的生态圈中，其在凭借自身专业基础、信息获取以及分析决策方面的能力做出评级调整时，出于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存在着维护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的可能性，也受到自身外部声誉的约束等等，这些社会因素对卖方分析师的评级调整行为及其成功率有着怎样的影响?　　笔者利用我国股市2001年1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的卖方分析师评级数据，考察了利益关系是否会导致卖方分析师的评级调整行为具有乐观倾向，声誉机制能否有效约束这种乐观倾向，并进一步定义“评级调整成功”变量（即如果卖方分析师上调（下调）上市公司的评级后，上市公司12个月的累计超额收益高于10％（低于-10％），则此次上调（下调）评级视为成功的），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利益关系、声誉对卖方分析师评级上调成功概率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卖方分析师上调公司评级后，长期累计超额收益呈现出漂移效应，上调评级后的市场“反应低估”一直持续到第12个月;卖方分析师调整评级后，1-12个月的累计超额收益与调整方向同向的公司数都能超过50％，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分析师的荐股能力;主承销商关系对卖方分析师上调评级成功率有显著负影响;上市公司基金持股比例对卖方分析师的评级调整倾向没有显著影响，由于“信息透明化”效应大于卖方分析师维护与基金利益关系效应，上市公司基金持股比例越高，卖方分析师对其上调评级成功率越高;第三方评价本应对卖方分析师维护利益关系的行为有约束作用，在我国当前制度背景下，本文并未发现这种声誉约束机制，声誉对卖方分析师评级调整的成功率也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