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关系到民生福祉,始终是各国政府密切关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劳动力人口下降,但就业总量压力仍旧明显,突出的结构性矛盾问题仍亟需解决。在全球经济存在下行趋势的今天,“稳就业”是重要的民生抓手。我国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了宏观政策层面,明确表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必须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强化各方重视就业、支持就业。其中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以企业所得税减免来引导企业经济行为,已经成为了税收激励的重要方式。企业是劳动力市场上需求端的重要一环,鼓励企业创造就业岗位增加雇佣的方式仍旧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本文以企业所得税减免与就业促进为主线,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究企业所得税减免与就业激励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在明确我国就业形势与研究企业所得税减免来实现就业促进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情况下,归纳梳理了相关国内外文献。再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具体存在的模式,提出企业所得税减免会激励就业,且主要通过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中介机理来实现的研究假说。其次在实证部分,本文利用我国2006年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前,提高内资企业工资薪金扣除标准的准自然实验,通过建立内资与外资企业的实验组与对照组,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有效识别出了企业所税减免这一外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减免能够刺激就业,提高企业的雇佣。同时其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东部与非东部,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企业间存在差异性。随后的机理实证部分证实企业所得税减免对就业的激励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税后收益的收入效应途径实现,在资本与劳动间的替代效应不显著。基于前文现状以及实证发现的问题,本文借鉴了国外激励就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发现国外存在目标明确且成体系的抵免优惠,减免向中小企业倾斜以及普惠性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先进做法。为完善我国现有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本文提出建立促进就业的减免长效机制,兼顾减免政策的普惠性与结构性等优化我国激励就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准自然实验识别了企业所得税减免这一变量,有效避免了政策的内生性,并进一步利用三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这在研究企业所得税减免对就业影响的实证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结论也为进一步优化现有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