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是特定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累积与观念文化的外化,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内在规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地域文化传承的媒介和场域。义乌传统民俗中的“迎龙灯”活动是浙江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以义乌“迎龙灯”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个案研究的方法,从传播的仪式观视角对义乌“迎龙灯”民俗活动的生成时空、传播主体、传播过程、传播功能、传播路径进行了分析,以呈现出浙江地区传统民俗文化变迁与传播的参考案例。中国传统民俗是在各地独特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政治结构影响和制约下孕育、产生并传承的,义乌“迎龙灯”民俗亦是如此,浙江中部独特的山地、盆地相间的地理环境导致涝灾频发,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经济模式和“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传统的龙文化的强烈信仰,义乌历史上较为封闭的人文环境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龙灯文化圈”。“迎龙灯”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成熟发展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迎来发展鼎盛期,至今日仍在创新中发展。其具体流程包括做戏、龙头下架、起灯、调龙头、敲斋、龙头回架等仪式;义乌“迎龙灯”活动中以做戏为代表的的仪式歌舞、仪式主体、仪式文化空间以及传播符号的呈现既服务于宗教仪式,以达到一种神圣文化的空间共享,满足村民祈愿的祭祀目的,同时也是村民一年中的重要娱乐活动,更通过传统戏曲和舞龙形式搭建了社会互动和文化传播的平台。义乌“迎龙灯”活动的仪式主体包括灯头会、迎灯人和村民,灯头会是仪式规则和仪式流程的制定者和解释者,迎灯人仪式过程的重要主体,村民是贯穿和渗透仪式全过程和各方面的影响因子,也是当地传统民俗活动的隐性主导者。“但随着时代变迁,灯头会在资金不足和文化冲突等情况下,权力逐渐解构,“迎龙灯”活动的仪式禁忌被不断打破,仪式流程愈发简化,仪式主体来源变得更加复杂,仪式传播功能从以“娱神”为主要目转变为“人神共娱”。“迎龙灯”活动中的文化空间,如宗教空间和世俗空间的边界并不清晰,会从“圣”到“俗”的空间转变,从而唤醒本族人共同的文化记忆,使得宗族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进而完成对族属认同的建构,凝聚起对本地区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共同信仰,维护本村的对外形象和社会地位。文化传播具备的最基本功能是表述和传承村民共享的文化记忆,“迎龙灯”通过戏曲、方言、服饰、舞龙、禁忌等文化符号的呈现以实现族属认同、促进家族团结。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义乌“迎龙灯”活动的文化传播路径目前有两个方向,内部传播是以人际传播为主,外部主要是以融合传播模式为主。受传播技术、传播目的、媒介环境、社会人文氛围等因素影响,传统民俗文化传承存在村民之间的代际冲突和矛盾、传统文化内涵缺失以及传播主体意识观念不强等现象,这些现象正逐渐成为浙江地区传统民俗文化传播与传承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