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对于自然的干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征服自然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当人类高举着经济发展的大旗时,过度的生产消费对自然界的消耗也超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时代。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大自然已经向全世界亮起了红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正残酷的摧毁人类对于未来的美好幻想,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不仅仅会殃及一代人,而将持续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发展。当人类意识到环境资源的破坏已经开始影响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时,可持续发展思想应时而生。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基础上的,以不损害环境资源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主要内容,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此时此刻再次翻开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不禁感慨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强烈前瞻性和指导性。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唯物又辩证的预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会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并深刻透彻的阐述了一系列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马克思基于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的深刻理解,指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人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自然观主张在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强调按照最符合自然规律也最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去改造和利用大自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自然观对可持续发展思想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刻影响。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世界各国积极开展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资源成本后的环境资源绿色核算实践。陆续提出了多种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资源绿色核算指标,联合国统计署开发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以期指导世界各国开展的环境资源绿色核算,挪威、芬兰等发达国家也根据本国实际国情开发了各国环境资源绿色核算体系并投入实践。本文通过对现行环境资源绿色核算指标和体系的内容详细介绍和对比分析,为我国环境资源绿色核算实践的开展提供借鉴。面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开展我国环境资源绿色核算势在必行。国内环境资源绿色核算研究起步较晚,我国至今未能像瑞典、芬兰等发达国家一样开发出一整套完整的环境资源绿色核算体系。但国内很多学者一致致力于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资源绿色核算方法,陈锡康(1992)提出了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并对水资源进行了分析；雷明(1993-2006)在SEEA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主体-连接-卫星账户体系,从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和占用两方面,反映经济系统和资源环境的关系；潘晓明(1999)编制了社会生态核算矩阵,在常规的社会核算矩阵基础上加入两个资源和环境两个账户；王树林(2001)从账户的角度研究了环境—资源—经济核算体系；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联合开展了中国环境绿色核算项目,并发表了《2004年中国环境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为了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永续的发展,建立健全我国环境资源绿色核算体系实践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我国环境资源绿色核算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缺憾。我国现阶段开展环境资源绿色核算实践面临着制度上和技术上的难题。我国现阶段包括环境资源绿色核算的环境与统计法规、政策和评价标准在内的相关法规制度仍基本空白。环境资源绿色核算在自然资产的产权界定、市场定价和环境成本的技术处理上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此外,我国环境绿色核算研究存在综合性缺憾。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开展环境资源绿色核算实践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生产企业、每个社会公民的责任。国家应完善、落实相关环境资源绿色核算的法律法规,尽快使环境资源绿色核算制度规范化、制度化；要真正开展环境资源绿色核算工作,必须在企业中建立健全环境资源绿色核算的会计核算体系；将环境资源绿色核算的理念深入人心,只有全体人们在思想上意识到环境资源绿色核算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的重要性,环境资源绿色核算的相关具体核算工作才能够顺利的深入开展。面对我国实际存在的环境资源问题,完善环境资源绿色核算方法,循序渐进的开展实践工作。资源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到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表面上看,资源环境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之一,然而实质上却深刻的反映出人与人、人与自然、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博弈。在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今天,只有真正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马克思自然观基础,才能够开展科学有效的环境资源绿色核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