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忽职守罪作为一种渎职犯罪,其不仅仅侵犯了公民对国家公务人员正当履职的合理信赖及由此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而且也危害到了公共财产和国家机关活动的正常进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面依法治国的号角已经全面响起,现在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职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有不慎便会涉嫌渎职犯罪。目前无论是在学术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对于玩忽职守罪的认定依然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将从一个典型的玩忽职守案件出发,通过探讨目前司法实务界关于认定玩忽职守罪所存在的争议得出自己的结论,以期给司法实务界提供些许帮助。本文通过分析案情归纳梳理出本案中的争议焦点:钟某能不能成为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是否包括间接故意、钟某的玩忽职守行为与张某重新犯罪之间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通过学理分析并以案说法分析争议焦点得出结论:认定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应当采用“职责说”予以认定,认定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应当认定为只包括过失这一主观形态,认定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应当采用客观归责理论,通过三层次予以综合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