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杀熟”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名词在互联网平台市场中频繁出现,就用语来看其含有负面的词性含义,但是在经济学中大数据“杀熟”作为一级价格歧视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互联网平台企业实施大数据“杀熟”行为不仅能促进竞争、提升效率更会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故而对大数据“杀熟”的问题应该放在市场的范围内予以解决。而在《反垄断法》的视角下,大数据“杀熟”因为形式违法和实质违法则具有可责性,其隐含了损害竞争、破坏公平以及减少社会整体福利的隐患,因此就必须要放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和处理。首先,在大数据“杀熟”法律性质层面,以法律性质为逻辑基点是探索大数据“杀熟”行为违法性和规制的必要前提,大数据“杀熟”属于价格歧视还是价格欺诈在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其次,在大数据“杀熟”的违法性层面,形式违法性包含了《反垄断法》所列的主体、主观、行为、损害后果、正当理由方面,而实质违法性则包含了个人福祉与社会福祉的双重损害、消费者剩余的不公平流动、算法对撞与趋同风险方面。第三,在《反垄断法》规制层面,相关市场界定的模糊、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无力、滥用行为多样化以及垄断合谋的隐蔽问题成为现行法律规制的难题。最后,在反垄断法律的框架内寻找规制大数据“杀熟”的可行路径,坚持包容审慎态度和合理原则是处理大数据“杀熟”行为应当秉持的基本态度,在此态度下分析相对优势地位引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能够在法律逻辑框架内更新分析工具。同时也应当利用监管手段和消费者算法反制加强对大数据“杀熟”垄断合谋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