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交往更加蓬勃发展,跨境税收问题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国际税收协定具有打击跨国偷漏税等方面的作用,本文主要致力于在现有经贸发展状况下结合经济发展新形势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的常设机构条款提出新构想。首先,对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税收协定中的常设机构条款进行概述,分为定义梳理与设计特点两部分。先研究了常设机构条款提及的常设机构类型,包括场所型、工程型、劳务型、代理型常设机构,得出四项特点分析的结论。其次,重点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税收协定中常设机构条款与经贸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从合作现有方式及经贸的多元角度出发,分析常设机构条款所起到的影响以及存在的法律局限性。再次,研究常设机构条款的新发展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税收协定中的相关回应。主要涉及BEPS行动计划七中关于常设机构条款的设计以及《OECD范本》关于常设机构条款的更新,同时,也关注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常设机构条款的挑战与应对。最后,依据上文所研究的经贸关系及国际发展新动向对中外税收协定中常设机构条款提出完善建议,如应对场所型常设机构的划分更加明确、放宽工程型常设机构的时间标准、变通劳务型常设机构的时间标准以及对代理人型常设机构进行规制,同时,也从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对常设机构条款提出了优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