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放置在刑法典是否要明确罪刑法定原则上,笔墨很少触及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问题,本文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本文首先考证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立法、司法两方面价值:刑法上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就立法而言有助于推动刑事立法的完善和进步。就司法而言有助于强化执法意识,有助于提高司法水平,有助于完善司法解释。 文章接下来重点论及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以缺陷产生的根源为标准,将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分为先天性、后天性及派生性缺陷三种,其中先天性缺陷选取了1、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对立2、罪刑“法”定之“法”与非刑事法律的内在冲突两个角度;后天性缺陷主要是论述立法环节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偏离;罪刑法定的先天缺陷和后天缺陷,必然导致既定法律难以实施或难以实现、无法实施或无法实现,因而必然求助于司法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把司法解释本身带来的问题称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缺陷。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先天缺陷还是后天缺陷,但其本身又带来一些问题。 在上述基础上本文从立法与司法两个角度来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问题。从立法角度,主要是提高立法技术,加强立法解释等等;从司法角度,主要论证了司法解释与司法裁量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