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文化转向”产生以来,翻译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趋势。翻译文化研究派认为,翻译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一项文化交流与适应的活动。这一思想使得翻译研究不再受制于语文学与语言学的束缚,而是将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之中。作为翻译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操控理论,这给翻译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源文本的一种改写,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三大因素的操控---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者。而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并在特定的社会中对文学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文学的元典。迄今已有九个全译本和五个选译本。其中阿连壁的译本无论从理解上还是翻译上都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作了大量的改写,因此一直以来颇遭非议。然而在这大刀阔斧的改写背后,无不反映着译者的诗学观。本文试从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出发探析诗学因素对于阿连壁翻译策略的影响,分别从用词、叙事角度、诗行、诗章、韵律、题辞以及艺术手法这些方面进行描述性分析。本文尝试跳出批评和指摘的藩篱,旨在对阿连壁译本中反映出的诗学特点进行客观性描述,并分析其作为一种普遍的翻译现象存在的合理性。研究发现无论从文本参考系统上,还是在翻译策略方面,阿连壁译本都契合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诗学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