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坛的常青树，他的创作丰富多样，独树一帜，涉及到宗教、政治、情感、战争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作“二十世纪人类意识与忧患的终极编年史家”。格林在长达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塑造了类型多样、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他们之中有温柔的杀手，罪孽深重的圣徒，有摒弃教义的神父，和消极厌世的革命者，他们是处于“危险边缘”的人物，呈现出矛盾对立、复杂多面的个性特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些人物身上的矛盾悖论，以格林不同创作时期的三部代表作品《布莱顿硬糖》、《问题的核心》和《名誉领事》为例，对小说主人公身上所呈现的自我他性进行分析与探究。　　自我他性是传统的“他者”与“他性”观念从人际向自我内部的延伸。自我他性的概念指示出自我内在的多样性与他性，认为异己、异样与异质的他性并不仅仅外在，也内在于自我。自我他性的概念是现代对话自我理论对于内在他者的概括阐发。本论文以对话自我理论为理论视角，指出格林笔下的悖异之人所呈现的是矛盾多元的自我，是涵容他性的自我，是自我与内在他我的辩证统一。自我他性分别表现为《布莱顿硬糖》中自我的历时性差异，《问题的核心》中自我的共时性矛盾，以及《名誉领事》中自我的对位二元性。在三部小说中，自我他性在心理层面上呈现为自我背弃，自我矛盾和自我异化。在形而上的层面，自我他性寓于对上帝或者魔鬼的内化，内化的超验他者加剧了自我他性的凸显，并构成了格林小说中自在的宗教维度。自我他性导致的自我疏离程度，在自我内部从独白到对话的结构关系中得到展现。　　第一章旨在探讨《布莱顿硬糖》中平基·布朗这个人物身上所展现的自我的历时性差异，分析平基的自我背弃，内化魔鬼产生的自我他性，以及自我对于内在他性的独白控制。平基在小说中是“堕落天使”的形象，他被贫困和恶意剥夺的童年，使他摒弃了之前唱诗班的诗班员身份和信奉上帝的理想，追随黑帮大佬，变成了一个浮士德式的恶的化身。平基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内在的自我摒弃，和对恶的内化，采取了魔鬼代言人的主我立场。平基成为一个典型的自我主义者，物化他者，试图使外在他者与内在他我都受制于他专横的独白话语。自我他性在平基身上展现为自我在历时平面上的断裂，并在断裂前后不同主我的冲突中得到凸显。因受制于主我的独白话语，平基自我中热爱音乐与向往上帝的一面因而沦为一个影子立场，被剥夺了凸显与表达的机会。　　第二章旨在阐释《问题的核心》中亨利·斯考比身上所表现出的共时性矛盾冲突。自我他性表现为斯考比陷于多重主我立场的分裂状态，及其受制于多重场位与声音的自我困境。斯考比是格林笔下“同情”概念的化身，他疲于履行自己多重的社会角色身份，并常常心生怜悯，试图救他人于水火。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拯救者，模仿基督，然而他的利他主义行为常常事与愿违，使他不断陷入道德与良心的困境。斯考比在多重立场的牵制中，经常不能自己，他最终以自杀谢罪，成全他人，带着些许“杀身成仁”的意味。自我他性在斯考比身上表现为变化不居的主我立场在共时性平面上的立场冲突，其自我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态势，导致他陷入矛盾人格和选择焦虑之中。斯考比的模圣(Imitatio Dei)行为既是其冲突人格的例证，也是其深陷不可调和的内在他性之中的绝望表达。　　第三章旨在论述《名誉领事》中两位主人公身上展现的自我的对位二元性。自我他性具体表现为对位人格和自我异化。小说中普拉医生和福特纳姆都呈现出强烈的自我他性:福特纳姆把自己的负面情绪都赋予一个想象的他我梅森，普拉医生则表现出对情感和记忆的疏离，以及自我认知的偏差。两位人物身上的自我他性与他们对父亲认同的排斥紧密相关。他们在乌龙的绑架事件中被困于窘境，在忏悔性的谈话沟通中，达成了对自我及内在他我的觉知。对位二元自我的形成源于自我内部立场的分立与疏斥，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具体表现为父亲认同障碍所导致的后果。“父亲”在小说中有着生父、神父与天父三重意味，“父亲认同”则是他者认同的一种隐喻，也是主我与内在他我交互关系的指涉。分立的自我在对话关系中达成了与父亲的认同，并重建了立场间的关联，实现了自我内部的融合。　　综上所述，论文指出格林的作品表现出他对于自我他性一以贯之的关注与探究。自我他性丰富了人物的个性，成就了格林笔下的悖异之人。纵观格林笔下的人物，不难发现:自我他性正是自我的内在特质，是自我的丰富与多元的反映;格林对于他者与内在他我的认识也经历了从排斥到和解，从独白到对话的转变。格林笔下的自我是去本质化、不确定的，是我中有“他”，“他”中有我的自我。格林对于自我他性的表现体现出对于笛卡尔式的自我概念，以及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消解和纠正。同时，格林的自我观是其独特的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反映，格林认为人性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黑灰之间，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痴迷于“人身上的人”。他在矛盾与复杂的人物中看到一样丰富的人性，一种“灰度”的，善恶交织，他我相容而非对立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