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其生成依赖于自我实施机制和第三方实施机制，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着自己的不同形态。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企业信用演进表现为一个社会博弈的过程，与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科层制度(企业治理制度和政府规制制度)变迁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私有产权强化了企业追求长期收益最大化的激励，但产权制度本身决定于信用体系。在市场恶性竞争和垄断并存、产权性质多元化、交易方式非人格化、企业治理结构以及政府规制制度不完善等背景下，失信行为满足了企业或代理人长期利益或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其中，私有产权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追求的动力。而中国计划经济历史、封建社会历史以及改革路径选择造成了对政府信用、政府规制及人伦信用文化的路径依赖，很难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契约信用。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但政府不是掠夺型政府而是市场加强型政府，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限制政府权力是实现这一前提条件的保障，但同时也限制了政府作为第三方实施机制的作用。所以，治理转型期的企业信用既要限制政府权力，又要强化政府作为第三方实施机制的作用，并积极培育企业信用的自我实施机制，而且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实现三者的相互强化和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