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同中国文化融合的关键时期。南朝佛教偏重义理,北朝佛教则偏重禅修,因此在北方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石窟建筑,比较著名的有敦煌的莫高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大同的云冈石窟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不被一般人关注但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相当地位的石窟,如本文所提到的响堂山石窟。响堂山石窟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分为南响堂山(亦名滏山)石窟、北响堂山(亦名鼓山)石窟,此外还有水浴寺石窟(小响堂石窟)。东魏时期权臣高欢在鼓山建设伽蓝,其子高洋代魏建齐在鼓山开凿石窟,即如今的北响堂山石窟。北响堂山石窟的造像题材丰富,而且保存了相当数量北朝石刻经,对于研究北朝特别是北齐时期的佛教发展及石窟、造像艺术等等方面提供了优质的第一手材料。南响堂石窟由沙门慧义倡首开凿规模稍小,也保存有一定数量的石刻经。佛经作为佛教教义的载体当然受到相当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虽不如隋唐繁盛但经过一些中外僧人的努力,大部分佛经已被翻译成汉文并在南北流行。较早来华的安息僧人安世高,主要翻译小乘佛教的经典,修行方法上注重数息。三国时期江南的吴国有支谦,在翻译佛典传播佛教教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时佛教的传入主要依靠西北的丝绸之路,以及南方的海路枢纽——交趾。西晋以降来华僧人逐渐增多,影响较大的有佛图澄、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等。关于佛图澄史书上没有译经的记载,而灵异记载比较多,这也为我们昭示了佛教初传时期的一些传教方法,同时也开了之后密教神咒传教的先河。鸠摩罗什和求那跋陀罗主要的贡献在于译经。特别是鸠摩罗什,被后世誉为四大译经师之一。除了译经外,鸠摩罗什还是般若中观的积极提倡者,丰富了佛教理论。除却外国来华的僧人外中国本土也出现了不少高僧,如后住襄阳的释道安,庐山的慧远,以及著名的佛学理论家,鸠摩罗什的徒弟僧肇等等。众多的僧人和日渐丰富的佛典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但是,佛教的传播毕竟会跟中国本土的文化发生冲突,另外,寺院经济的膨胀威胁着帝制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兵源,所以佛教同传统思想以及其背后的统治者不可避免的要产生矛盾。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举动之后,僧人们和信仰佛教的人们认为末法时期要到来,为了护持佛法,长久保存佛经,摩崖刻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流行。北齐时期,从皇室到贵族,争相刻经,因此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刻经遗存,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佛教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响堂山石窟就是北齐众多石刻经中的一个,其规模虽不是所有石刻经中最大的,但以其自身的特点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不断地的进行探究和思考。作为北齐统治的中心地区,邺城附近留下了大约十几万字的北齐石刻经,比较著名的有现在的中皇山石刻经,以及本文所要论述的响堂山石刻经。北响堂山石刻经是响堂山石刻经的主体,刻经人可以确定的是北齐的重臣唐邕,当然还有一些石刻经不能确定刻经者。关于南响堂山石刻经的刻经者史书和相关文献上并无明确记载,但是据现存的隋代碑记可以看出南响堂山石刻经同沙门慧义有很大的关系。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响堂山石窟的石刻经进行研究,比照响堂山石窟石刻经同《大正藏》的异同,同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响堂山石刻经宣扬的佛教思想进行分析,通过传世文献和碑刻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响堂山石刻经的原因并且对刻经者及其刻经动机进行详细的分析。全文要说明两个问题,即对响堂山石刻经的研究和对响堂山刻经原因的探究。鉴于南北响堂山石窟石刻经的时间和背景的差异本文关于响堂山石刻经的研究会把南北响堂山石窟分开叙述。论述内容包括响堂山所刻的完整佛经、残经,以及相关的佛名。具体内容包括石刻经的翻译年代,译者情况,以及石刻经同《大正藏》的细节异同。关于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原因,本文会在后半部分进行专门论述。北响堂山石窟石刻经的刻经原因会从唐邕入手,结合《唐邕刻经碑记》、《北齐书》、《北史》等相关文献的,进行谈论。南响堂山石窟石刻经的刻经原因因缺乏相关传世文献,所以主要会注重对相关碑记和题记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