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实体的鲁迅处于“不在场”的状态,但其蕴含的丰富复杂的精神文化资源使“鲁迅”并未“缺席”。鲁迅以“鲁迅形象”的面目出场。“鲁迅形象”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基于民族危机而建构的重要精神符码,其生成的合法性条件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呼唤着鲁迅精神。对于战时的国统区来说,把“鲁迅”塑造成民族精神的标杆,最大程度地凝聚抗战的力量,实现抗战力量的增强,是“鲁迅”被塑造被言说的最大意义。本论文通过考察“鲁迅形象”的生成路径和具体类型和内涵,试图呈现“鲁迅形象”被建构的历史过程。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夕,中日矛盾异常尖锐,这使得人们对于鲁迅的“盖棺论定”,更多地在国家民族框架内进行。救亡的时代氛围投射在“鲁迅之死”上的表现在于“鲁迅”被民众选择、改造,最终成为了时代精神的象征。第一章从国家想象的趋同表达和知识分子的形象范式追寻两方面考察“鲁迅”出场的原因。借由“鲁迅葬仪”进行的鲁迅悼念活动强化了国家民族的想象趋同表达。同时,知识分子在战争的语境中面临身份认同危机,他们有着迫切的重建知识分子理想形象范式的需求,以此来对抗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经由知识界和民众共同塑造的鲁迅“民族魂”形象呼之欲出,成为了抗战时期国统区最主导的形象范式。就“鲁迅形象”的生成路径而言,“鲁迅形象”生成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着多样化的趋势。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鲁迅形象”的生成方式,从国统区鲁迅逝世纪念大会的召开,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作为独立个体的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精神的传承等方面展开。以国统区召开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这一仪式为考察对象,通过一系列有意味的形式,如大会主题的设定、大会的规模和布置、大会上的演讲,使得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成为了人们表达意见的广场。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持编辑的《鲁迅全集》的出版是集体意志的体现,《鲁迅全集》在传播的同时也不断被讲述着,是“鲁迅形象”生成的有效途径。在塑造“鲁迅形象”的过程中,除了集体共同塑造的方式之外,还存在着作为独立个体的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精神的传承,他们不断丰富发展着鲁迅精神。与解放区等其他区域不同的是,国统区塑造的“鲁迅形象”类型比较多样,内涵也更为丰富。在国统区,集体强化的鲁迅“民族魂”形象是抗战时期鲁迅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形象。在“民族魂”的光环下,对于鲁迅战斗精神的阐释和战士品格的塑造是“鲁迅”在国统区最为鲜明的存在。与正面光辉的“民族魂”形象相对立的,是由右翼知识分子塑造的鲁迅另类形象。与此同时,鲁迅身边的人在回忆悼念中塑造了鲁迅作为常人的一面。由此可以看出,在“学鲁迅”和“批鲁迅”的正反语态中,“鲁迅形象”变得越来越丰富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