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三大重要财务决策是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利润分配政策。其中，股利分配政策作为利润分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公司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也是公司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是公司财务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始终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上市公司的一大特色是“重送转，轻派现”。而且，我国上市公司“出手阔绰”的更是不少，十送五这样的比例并不鲜见，可以说“高送转”是我国股票市场的一种独特现象。因此，探索高送转行为背后的动因非常有必要。　　基于这种现实背景，本文从国外比较成熟的信号传递理论、最适价格理论和股利迎合理论以及国内的股本扩张理论和价格幻觉理论入手，利用我国 A股上市公司2009-2013年五年的数据，分别对其进行检验，以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送转动因。此外，本文还研究了盈余操纵和高送转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信号传递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挖掘。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信号传递理论、最适价格理论和股本扩张理论，拒绝股利迎合理论和价格幻觉理论，同时得出了盈余操纵越严重，进行高送转的可能性越高的结论。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等，并简要介绍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研究假设，主要对股票送转行为和高送转行为进行概念界定，最后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样本描述与研究设计，并提出本文使用的模型。第五部分实证研究部分，对 A股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的动因进行分析，重点探讨国外关于高送转的三种理论和国内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情况，并研究盈余操纵行为同高送转之间的关系。第六部分总结实证研究的结果，得出研究结论，给出相关建议，并提出本文的局限性，据此得出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首先，将国内外五种不同的理论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下进行检验，以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高送转动因，研究内容更加全面；其次，本文将高送转同盈余管理相联系，探索盈余管理是否会是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行为的动机之一，丰富了现有理论和研究；最后，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使用资产负债率、每股积累以及上年是否高送转等多个指标，有利于提高研究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