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于适用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在二审程序方面并未作出不同于普通程序的规定,在2019年颁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对于速裁程序案件已作出不同于普通程序案件的处理,已初步体现了我国速裁程序制度二审程序建构的初步趋势。通过对北京地区速裁程序案件的检索与整理,发现目前适用速裁程序二审审理的案件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速裁程序案件二审程序启动比例相对较低。二是被告人存在滥用上诉权的现象,被告人提起上诉的原因并非是对定罪、量刑等情节不满,仅是为拖延诉讼周期。三是检察机关抗诉权出现异化,存在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是为威慑提起上诉的被告人,以防止被告人提起空白上诉而不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四是法院在二审程序中审理对象不明确,目前二审程序审理对象主要为犯罪事实的认定及量刑是否适当。五是当前审理方式难以发挥二审程序的纠错功能,目前关于速裁程序二审问题的法律规范较为混乱,存在交叉和矛盾,且在一审开庭审理时长较短的情况下,二审程序仍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难以发挥纠错功能。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实行速裁程序一审终审,从而得以解决。本文第三部分通过三方面论证了速裁程序一审终审的正当性,一是速裁程序实行一审终审是公正与效率价值博弈的结果,速裁程序的设计理念偏重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以迅速审理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合理分配司法资源为目的,而省略诉讼环节是提高诉讼效率的有效手段,在该种情况下,会对公正价值的实现产生一定的影响。因速裁程序的特殊性,对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评判标准不同于普通程序,通过完善速裁程序配套的制度,保障被告人具有权利救济的途径。二是一审终审与控辩双方达成的合意相契合,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已作出认罪认罚的承诺,并与检察机关签订了具结书,在被告人明知法律后果而自愿签订的情况下,实行一审终审并不会剥夺被告人诉讼权利,反而与控辩双方达成的合意相契合。三是速裁程序允许上诉难以取得实际效益,从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来看,适用速裁程序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上诉率不高,“错误成本”较低,并且被告人可通过再审程序保障其诉讼权利。速裁程序实行一审终审需进一步完善速裁程序的配套制度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防止因实行一审终审而导致被告人失去救济途径。通过借鉴意大利、日本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并结合我国认罪认罚制度及速裁程序的相关规定,提出对于速裁程序案件一审终审下被告人权利救济与保障的建议。具体而言,一是完善并落实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制度,二是完善速裁案件庭审程序,三是规范控辨协商程序,完善证据开示制度,四是明确速裁程序案件书面化和透明化义务,五是保障被追诉人的反悔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