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石窟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西夏时期的山水画显得颇为特殊。在西夏早期,壁画中的山水图像仍然延续晚唐以来的陈旧风格,固步自封十分呆板。然而到西夏晚期,洞窟内的山水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新式山水突然出现,中原地区的全新画法也开始应用于山水画的创作当中。这批新式山水无论从绘画技巧、空间占比抑或画面表现力上,都呈现出独有的时代特征,为敦煌石窟山水画的发展书写了崭新篇章。敦煌石窟山水画面貌的改变,显然是地区间文化交流的结果,但是前人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大多只关注到中原两宋画风对西夏的影响,至于金代山水画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一直未受学界重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以山水画为代表,敦煌西夏早期洞窟和晚期洞窟在石窟形制、壁画内容、图像样式等多个方面均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此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变迁、文化传递之新现象,仍存有很多问题亟需解决。本文将以新式山水画的源流为切入点,尝试分析金夏间广泛交流的社会背景,从而对敦煌西夏石窟的图样演变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本文第一、二、三章对敦煌西夏石窟山水画进行了全面梳理,特别对西夏晚期山水画进行重新审视之后发现,这批山水画的流行旨趣其实与金代山水画的表现更为吻合,这表明西夏晚期新式山水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金代艺术的影响。本文第四章从文献、文物和石窟壁画三个方面,对金夏之间的交流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能够看出相较于北宋和南宋,西夏与金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亲密,敦煌地区一批极具特色的新式洞窟正是在金夏间和平交往的背景下营建的,其中出现的全新样式也与金夏间的文化交流存在密切联系。本文第五章以汉传图像方面的表现为核心,对中原样式向西夏的传递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认为西夏晚期洞窟中汉传图像的显著变化,应当是中原样式再次批量化传递到敦煌的结果。此类“新中原样式”的出现,既折射出中原和敦煌间文化交流的新现象,也反映出中唐至西夏早期,敦煌地方政权对中原新样的选择性接受以及对自身传统的坚守。这种守旧与革新的对比,表面上是不同历史背景下画样演变的微小缩影,实则是唐宋以来敦煌地区复杂政治内涵的直观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