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治建设要求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基础,法治建设过程中代表现代法治精神的人权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得到体现。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对刑法进行的两次较为全面整修,使得刑法与现代法治要求基本接轨,顺应时代发展的理念。相较于刑法,刑诉法的发展却显较为滞后。究其原因,与诉讼理念密不可分,轻程序重实体观念难以根本改变,导致程序法的修正较为缓慢,阻碍了我国法治的进程。撤回公诉制度在现代检察制度框架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故,撤回公诉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立法认可。这一权力的合理运用,不但使诉讼的灵活性得到增强,还对错案纠正起到很大作用,借以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由于撤回公诉问题在现行刑诉法中尚未得到体现,而其在“两高”司法解释却进行了规定。这一方面引起理论界之困惑,另一方面也给法实践带来很多问题。立法中没赋予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权,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是立法者一时疏忽,抑或故意为之,最高检及最高法所作的司法解释是对法律未规定的合理补充,又或是司法解释的膺越之为?撤回公诉是公诉机关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办案理念的体现?又或是对公诉机关滥用裁量权?是检察权的合理利用?又或者是检察权不当干预审判权?问题如此之多,理论界及司法实务中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在纷繁复杂的争论之下,在司法实务中检察机关撤回公诉缺乏统一的标准,直接导致各地撤回公诉尺度不一,进而带来诉讼的混乱。本文在第一部分对撤诉制度的基本理论给予系统概述,第二部分对域外国家的相关制度进行比较,第三部分深入剖析我国撤回公诉制度的不足,最后一部分在借鉴域外法治国家做法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撤回公诉制度的具体建议,冀以服务于我国的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