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鬼”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近代以来,随着“民主”“科学”“理性”等思潮的传入,以西方科学知识为武器破除巫鬼“迷信”是与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文明的诉求相一致的。鬼与巫固然是虚构的产物,但用“迷信”“落后”“愚昧”等字眼来遮蔽其复杂样态也失之偏颇。作为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巫鬼信仰早已内化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喜爱写鬼的现代作家中,周作人是其中的代表。在“五四”时期,周作人首倡“人的文学”,在后来的文章创作中,“人”“人性”的健全发展也是他所持续探讨的问题。中国自古有“人死为鬼”的说法,鬼、巫术与人的思维、情感、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巫鬼书写是周作人考察中国人思想与情感的一个切入点。本文将结合周作人巫鬼书写发生的历史语境,以周作人的散文和翻译作品为基础,概括周作人对巫鬼文化的态度,并进一步分析周作人巫鬼书写中所包含的国民性批判和审美追求,探究周作人在巫鬼书写中所寄托的人的观照以及对于人类正当生活的思考,进而总结周作人巫鬼书写所具有的价值与局限。本文的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近代知识体系的变革几个方面入手探究周作人巫鬼书写发生的语境。从古至今,中国人巫鬼观念的转变与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变迁息息相关。首先,民国时期是一个新旧思想杂糅和斗争的时代,一方面,五花八门的巫鬼迷信在这一时期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政府的风俗改良与知识分子主导的思想革命试图对这些迷信加以取缔和改造,二者呈现出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体现了巫鬼信仰在现代社会的根深蒂固。其次,周作人的故乡有崇尚巫鬼的传统,保留着许多关于鬼的古老传说和风俗。周作人故家的祭祀文化发达,以目连戏为代表的“鬼戏”是他所喜爱的艺术形式。此外,时值西学东渐之际,周作人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的以“杂学”为特征的知识结构,古希腊文化、西方人类学与民俗学理论也为周作人对巫鬼文化的认知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二章研究周作人对巫鬼文化的态度。周作人对巫鬼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受到西方科学思想的教育和儒家理性精神的熏陶,周作人否认鬼的客观存在,也不赞成降神驱鬼的巫术活动。他坚持“形谢神灭”的无鬼论立场,鬼神不过是人们情绪和心理活动的投影,是原始人精灵信仰的孑遗,带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周作人对巫鬼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可以从中发现人们的心理与愿望。因而周作人并未将巫鬼信仰与现代科学完全对立,他反对阴谴、报应等思想对人性的压抑,但却肯定巫鬼信仰所蕴含的人的自然情感。第三章研究周作人巫鬼书写的文本表现。周作人笔下的巫鬼书写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其一是借鬼讽世,以鬼来指代国民思想中专制、吃人等野蛮思想的复活。在这类文章中,周作人将国民思想中的劣根性与死灰复燃的传统思想、道德都视为“鬼”加以猛烈地批判。其二是民间的巫鬼信仰,周作人将家乡越地的古童话与乡风民俗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既揭示了原始人普遍具有的“万物有灵”思维,又发现了中国巫鬼文化中所渗透的讲实用、重道德的现世主义观念。其三是巫术思维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周作人运用西方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知识,揭示日常生活中或隐或显的巫术思维,既有对巫术反映的人类情感与愿望的同情,也揭示了巫术思维与现代文明的相互龃龉。第四章探讨周作人巫鬼书写启蒙与审美的两种立场,这两种立场体现了周作人对人的理想生活的构想,既呼吁人类的理性精神,又倡导“生活之艺术”。一方面,巫鬼信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五四”同人针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周作人以发源于民间的道教(萨满)为切入点,揭露道教造成的国民性中的愚昧、软弱与奴性,主张用以“常识”为代表的科学思维改造人们心中的迷信;另一方面,巫鬼文化具有审美价值,能反映人的真实情感与愿望,艺术家应当用美化的思想,驱散巫鬼信仰中的恐怖色彩,发扬其中美与善的因子。第五章探讨周作人巫鬼书写的文化价值与局限。周作人的巫鬼书写贯穿了其人生的不同阶段。从早期鲜明的启蒙立场到后期审美追求的增强,尽管周作人的巫鬼书写隐含着思想态度的转变,但其中对于人的观照是始终如一的,肯定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追求人的超越性,在科学的理性精神和生活的趣味间寻找平衡,追求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这与周作人早期所作《人的文学》中的观念相一致,延续了“五四”时代“立人”的主题。同时,周作人的巫鬼书写也是对民间文化价值的肯定,古老的文明在现代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周作人的巫鬼书写反映了他在出世与入世间的矛盾心理,尤其是在30年代以后,他通过写鬼来关注人事,却不直面现实政治中的革命与救亡主题,反映出避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