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凭借着要素价格优势,依靠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实现了从贫穷国家行列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大幅度跨越。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同样随着我国传统要素禀赋结构下,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红利消退而难以维系,环境问题成为了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要素优势减弱、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逐渐凸显,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了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建设关注的重点。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影响,为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带来的挑战,各国将视角聚焦到了工业特别是高端制造领域的发展上。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能否协调并进,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环境规制作为工业环境监管的主要措施,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工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研究思路以“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启示”为主线,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本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通过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果、影响效应进行总结分析,同时梳理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来源,即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其次,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分析影响机理从理论层面两方面论述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的影响路径,认为环境规制不仅可以通过改变企业成本进而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还可能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水平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这些影响由于不同的作用结果,可能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再次,在环境规制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特征事实的基础上,本文采用DOP分解方法对中国工业行业的加总生产率进行分解,分别测度了技术创新与资源配置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水平。最后,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依据实证结果提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非线性“U”型态势,不同行业与区域之间均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环境规制的强度与污染性工业布局密切相关。从行业层面来看,制造业环境规制强度最高,之后依次是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进一步依据加工对象的不同将制造业细分,发现轻纺制造业环境规制明显强于资源加工与机械电子类制造业,资源加工制造业规制强度最低;从行业污染强度来看,污染强度越高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也越强。（2）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省际层面来看,我国大部分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相较考察期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个别省（市）增长趋势呈现“U”型。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行业层面来看,采矿业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且最为稳定,制造业次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最低,制造业中,轻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低。从企业所有制层面来看,中央国有企业始终保持较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集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强劲;其次地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明显,公众企业紧随其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差不大,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增长幅度明显弱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从不同污染强度层面来看,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度污染行业,重度污染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态势明显不如轻度污染行业。（3）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改变工业生产成本从而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直接影响。若将未考虑价格和产量增长的成本增长分解,则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环境规制导致企业减排投入的增加,从而造成的企业成本的直接增加。二是技术变化导致的成本变动。三是规制导致企业生产要素组合发生的改变。可以看出,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使得工业企业不得不改变生产模式,贯彻绿色生产,从而成本函数发生改变。（4）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与资源配置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从技术创新路径出发,技术创新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核心动力,环境规制的实施对企业技术创新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影响,即“创新挤出”和“创新补偿”。从资源配置路径出发,合理的资源配置有利于生产率的提升,环境规制的实施对行业企业资源配置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行业内和行业间的资源配置调整,另一方面是企业内要素配置调整。通过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技术创新与资源配置在环境规制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发现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分别对环境规制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存在显著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分别是总效率的33%和66%左右。进一步,当二者作为双中介变量对环境规制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且多重中介效应是环境规制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总效率的87%左右,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上文中的理论推论。（5）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度不同,且不同污染强度行业下,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呈现差异化特征。分解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作用明显要高于资源配置。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中技术创新和行业内资源配置占比较大。也就是说,企业技术创新和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调整和改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大。不同污染强度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都主要是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改善特别是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调整比较有利于重度和轻度污染行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由此可见,随着污染强度的增加,技术创新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越明显,正向贡献比重也越大,且资源配置的反向影响也越小。（6）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U”型关系。分行业来看,环境规制对轻纺制造业、资源加工制造业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的提升导致采矿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显著下降;对于机械电子类制造业来说,环境规制的实施对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其次,分不同污染强度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度污染行业生产率作用并不明显;对于重度污染和轻度污染行业来说,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显著且呈“U”型。最后,分区域来看,三大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显著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的提升,东部地区会率先到达拐点从而环境规制正向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7）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与资源配置的影响是非线性“U”型关系。在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对不同污染强度行业,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对其技术创新影响呈“U”型,重度污染行业则刚好相反,呈显著倒“U”型。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中西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都呈显著的“U”型关系。在环境规制对工业资源配置的实证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对不同污染强度行业,环境规制显著影响重度污染强度行业的资源配置水平,并且这种影响呈非线性的“U”型;环境规制对轻度污染行业资源错配影响刚好相反,呈显著倒“U”型;中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则不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资源配置的影响呈负向线性关系,即规制的提升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该区域的行业资源错配;西部地区与基准回归相同,二者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