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通过自己的理性来把握整个世界，追寻社会生活赖以依存的道德前提，从而构建理想社会的原型。他们力图在最一般的层次上对社会政治生活做出一定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判断不可能是经验性的判断，只能是通过人类的理性能力进行的逻辑把握，是人类纯粹理性思维的结果。“如果存在着任何一个哲学主题（即以概念为基础的理性知识的体系），它就必然是一个独立于任何直觉条件之外的纯粹理性概念的哲学体系。换言之，就是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思想最本质的内容应该是关于政治生活的“形而上学”。　　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理想社会生活的把握和体认是不同的，提供了衡量理想生活不同的价值标准。我们需要去分析思想家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以及追问他描绘出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理由。本文力图平实而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明清之际儒学发展的新变化，关注当时思想家们最重视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把思想家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和理解用现代政治思想的语言还原出来，并在现代政治思想的视域下加以分析和解读。　　作为一种比较独特的思想体系，戴震政治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虽然治清代思想史的学者深受余英时“内在理路”说的影响，学界更多从儒学内部寻找清代考据学兴起原因，但是对于思想变化来讲，外在变迁和内在理路同样重要，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二者的共同作用才能对思想变化做出更为详尽且周全的解释、说明。自宋明转入清代，儒学学术类型由理学转入新汉学，社会经济的发展、君主专制主义的空前加强等是促使其转变不可忽视的外在动力因素。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思想家如何理解整个宇宙世界，也就如何理解着人类社会生活。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以至明清思想，儒家思想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把握和理解政治生活的，戴震亦不例外。天地宇宙和人生是紧密联系的，更准确说社会生活是天地运行的一种延续和反映，“人道”是“天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延伸和体现。戴震认为气化流行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人伦日用，“生生所有事”，社会道德原则本于人性，而与天道相通。　　思想家对于人性善恶问题所做出的应然性判断，是其政治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方面他们通过这样的应然性判断来回答“人是什么，人类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等基本的政治哲学命题;另一方面，思想家又要通过对人性善恶的逻辑预设，来说明“善从何来”的问题。正如学者所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讨论的人性问题“常常不能不成为一个本体的问题，形而上学问题，甚至成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石。”戴震通过“性源于自然的天道”这一命题，解决了性善论问题。理是气化流行中的内在秩序，这一命题解决了“善从何来”这一问题，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良善做出了道德承诺，同时又否定了宋明理学分性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按戴震理解，本然之性是天理，人人相同，无有不善，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道德上的差别是由于追求一己之私欲。这就为其所主张的“遂情达欲”的政治原则提供了人性论的支撑。　　政治生活确实需要道德伦理原则的指导，缺乏道德引导的社会只会走向纷争和无序，道德文明的提升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如果把一种道德理论对于政治生活的指导绝对化，不允许其他理论的出现，那么这个社会难免逐步走向僵化。儒家思想一贯坚持“持一统”、“别黑白，定一尊”，理学的意识形态化使得这一坚持成为现实。理学成为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最高和惟一评判标准，有学者对此评论到:“当‘理’被理学家过度凸显并悬置于‘情’之上，于是就在生活世界中造成了分裂，虚构和想象的天理被当成真实的境界，而真实的生活却被放置在这种虚构的境界中时时接受审查，世界在这种虚构关系中成为对立的两端。”此论可能弱化了道德原则对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但却点明了一个问题:天理世界与人类现实世界是两个不同的部分，如何看待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超验和经验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程朱理学因国家权力的支持而取得了“天经地义”、不可质疑的统治地位。因为它的“天经地义”，任何人不得怀疑它的真理性，也就有了固化的趋势。思想理论一旦固化，就失去了其对相关人生社会问题的敏感性，甚至出现与现实世界“实际”完全脱节的结果。如前所述，天理论是关于宇宙人生的一种应然性理念，对它的追求和把握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为后者提供一个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指导原则。这个“理念”存在的崇高意义，就在于其超越现实性，理念之所以称之为理念，就是因为它只能存在于人的观念世界里，是人类思维虚构之产物。如果把它强与人类生活实际相联结，只会造成一种结果，那就是生活在具体世俗生活中的普通民众面对这种绝对、超越真理时的心灵紧张和焦虑。最终只会导致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产生分裂。　　在绝对真理和绝对皇权结合的高压下，儒生士人的思想也被“阉割”，成为鼓吹皇权至上的工具:“至圣之道，昭垂万世，而振兴文教，实赖一人。我皇上躬诣阙里，盛举仪章，正以宣扬圣化，蒸育群生。凡有血气，莫不感发。诚海内向风之自，亿载太平之基，不独孔氏子孙感沐皇恩已也。”儒学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坚持超脱于现实政治并对后者进行评价和批评，失去了这个思想特质的儒学也只能固化为专制统治的教条。　　天理世界是人类思维可以追求、但永远无法达到的。任何企图达到天理世界、代表绝对真理的思想努力都是不可能的，所有思想都是对绝对真理的部分认知。戴震批评的不错，宋儒“天理论”实质是把一种理论绝对化而视为真理，他们以道德拥有者的身份，站在天理的道德制高点来“俯视”普通民众，实际上是为民众设定了一个“道德法庭”。这个道德法庭的法官和主人是掌握了评判标准的理学家和在位者，普通民众处于被审判的位置。理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天理”凭借权力的至上权威而成为评判普通大众日常行为的是非标准，而这个“是非标准”被政治权力的拥有者所掌握。统治者也因此具有了在天理的名义下为所欲为的权力。　　儒学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此特点在程朱理学那里表现的相对明显。强烈的入世性和现实关怀性使得儒学与西方思想中斯多葛学派的逻各斯观念、柏拉图“理念论”、康德“理性王国”等超越性思想不同。表面上看儒学所担负的任务更重，除了要论证人类社会生活的终极原因和关怀，还要负担起现实政治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行为准则。但是，人生终极关怀与现实行为准则之间，往往是有距离的，如果把前者等同于后者而直接应用于现实社会，后果一定是造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矛盾、个体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张力。　　人类具有理性反思的能力，为自身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规范个体之间的政治社会行为，从而使得人类生活更为有序和规范。只有在规范有序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个体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和体现，一个无序混乱的社会环境只能破坏个体追求理想生活的努力。从这个角度讲，并不是先存在一个超验的公共道德——“天理”，而是如果每个个体都遵守了道德原则，社会公共道德亦可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