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司法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声明,“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犯罪。但在部分篡改和捏造事实这个层面;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存在较大争议。在《解释》实施后,虚假诉讼中的“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的判例占到了超过了三成。显然,司法实务部门对《解释》中关于该问题的论断上却没有作出反应,造成了当前在适用范围内的虚假诉讼犯罪的司法困境。《解释》对“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的出罪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保证刑法解释的一致性,将“捏造”的概念界定为“虚构”、“凭空杜撰”。但是,这种解释必须符合法律的初衷,也就是要包括今后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这种解释的一致性,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解释应该符合立法本意,或者说应当要涵盖以后可能出现的犯罪行为,显然为了维持解释的统一而出罪是不妥当的。第二:对于部分篡改后的诉权引起的诉讼行为不定义为虚假诉讼罪。但是“部分篡改”的虚假诉讼由于篡改了法律要素,明显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法院在查清其中的原委上必然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无疑对司法秩序造成更大的危害。第三:为了保护诉权的考虑,将其归类于虚假诉讼,从而侵犯了民众的诉权,会不正当地增大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此举无疑会给一些投机分子制造一个法律真空。第四;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部分篡改”的具体执行方法不尽相同,要对其进行规范,恐怕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实行。其实不然,可以根据其篡改对象而产生的后果来合理地决定处罚的严重性。可以视其篡改的对象而导致的结果来合理确定刑罚轻重。第五:出罪并不会纵容犯罪。但是这样做会加重在法律上对犯罪行为适用的混淆程度,比如;可以将本行为定为诈骗罪,但这样势必会造成虚假起诉和诈骗犯罪的想象竞合问题,从而在无形中缩减了该罪名的适用范围,因此《解释》的出罪问题值得探讨。而从司法实务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单方面的虚假欺诈,还是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都会对司法秩序造成一定的损害。上述文义解释中的不合理之处已在前面讨论过,捏造应该采用实质性的解释,所谓实质解释指的是根据此行为是否侵犯了罪名而确定的法益,所以客观来说部分篡改就是一种变相的捏造,就应当认定为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