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经济趋势的发展,服务业逐渐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手段。生产性服务作为服务业中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高端部分,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器”,驱动两者协同发展。我国虽然已位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服务贸易依然存在着贸易逆差逐年扩大、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出口占比较小等问题。随着传统服务贸易以低劳动成本和丰富资源获得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如何促使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进而成为新一轮的经济推动力成为越来越热门的研究话题,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和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我国总体贸易量是非常可观的,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达43352.6亿美元,贸易总量全球最高,服务贸易额位居全球第二,贸易大国地位日益巩固。但服务贸易逆差自2009年以来逐年扩大,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呈“剪刀型”发展趋势,2017年逆差已达到2395亿美元,其中生产性服务的逆差约占26.34%,是中国服务贸易比较劣势的重要体现。低耗能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出口规模较小是导致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缓慢的主要原因,传统服务贸易依然占主导地位。数据同时反映了生产性服务发展的积极一面:近年来生产性服务的出口额增幅较大,贸易逆差出现逐渐缩小的趋势,说明我国服务贸易正在向生产性服务主导趋势发展,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随后,本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2000年至2017年间服务贸易数据统计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MS、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贸易竞争优势TC三项衡量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指标。结果显示,我国生产性服务市场份额较高但整体竞争力较小,处于竞争劣势,细分不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表现又有所不同。国际市场占有率MS的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近年来迅速上升,2017年已超过香港、瑞士、新加坡等服务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RCA指数显示2000至2017年我国生产性服务大多数年份RCA指数小于1,不具有竞争优势。纵向比较不同行业的竞争力水平,计算机信息服务和知识产权及文娱服务竞争力较高,RCA指数最大时均超过了2;竞争力最差的行业是运输和金融行业,RCA指数平均约为0.5,是我国生产性服务竞争劣势的集中体现。但是近年来运输服务增长迅速,有望为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整体RCA水平提供动力。TC指数则显示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的竞争力浮动较大,呈缓慢上升趋势,但整体上一直处于小于0的水平,处于完全的竞争劣势。第三部分分析了竞争力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机制和数据来源,主要介绍了出口复杂度指标。出口复杂度是测度一国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技术水平的指标,将人均收入与不同国家某产品的出口占比联系起来衡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本文在Hausmann等提出的出口复杂度的计算公式基础上推导了我国生产性服务的出口复杂度公式并测算了2000至2017年出口复杂度的数值。人均GDP和生产性服务出口占比是导致我国与服务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出口复杂度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同时引入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服务市场开放度、货物贸易规模、生产性服务贡献率等解释变量。最后,本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回归,利用2000-2017年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实证结果显示:ES每提升10000美元会带动出口竞争力上升17.3个百分点,两者存在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ES是引起TC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对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出口而言,不仅是出口额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提升也是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生产性服务的出口规模对竞争力的影响最大,LPS每增加1%将带动TC上升7.5%个单位,与前文经验分析的结果相互印证:出口规模较小是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处于比较劣势的原因之一。货物贸易规模的变动与竞争力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GT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引起竞争力2.8个百分点的上升。生产性服务作为工业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货物贸易规模的增加必然会提升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其次,货物贸易的发展极大推进了交通运输服务的贸易需求量,带动生产性服务出口增加。生产性服务贡献率与竞争力存在反向的线性关系,PSD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导致TC下降1.58个百分点。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我国高度发展的工业制造业来说,服务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起步较晚,生产性服务贡献率增长缓慢,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无法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贡献率对出口竞争力的推动作用。服务市场开放度对我国生产性服务竞争力的在数量上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但是这种线性相关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制造业等成熟领域,生产性服务的外资投入占比极低。本文最后一章将根据以上统计分析和回归结果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