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期冀通过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特纳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历史学派与同时期中国西北边疆学术团体的比较研究，认识这一时期的各种历史现象和过程，史学研究成果的共同性和各自的特殊性，从而认识两个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各自的特殊性。当今社会，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联系加强，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正在愈来愈甚地作为一个整体而运转，其中各个不同部分被无法解脱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为了解释社会现象，探讨有关问题和寻找满意答案，比较的方法就有必要。史学研究有三大任务: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总结历史的经验、探求历史的发展规律。实现这三项任务，都离不开历史的比较研究。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性主要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历史研究比较法的模式是多样的，从时间范畴来界定，可作同时期比较;从空间范畴来界定，可作不同地域间的比较。运用历史比较法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即可比性。本文将同时期的中美两国边疆历史研究放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具体的比较，这种在个案分析基础上的比较，必须抛开偶然性的细节，将比较的视角聚集在带有普遍性、根本性的层面上，由此构成了比较的基础。　　论文的第一章分析中国西北边疆研究群体的形成，包括嘉道之际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辛亥革命前西北边疆研究的继续以及民国时期的西北边疆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在由近代发展阶段向现代发展阶段的渐进过渡中，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即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向现代边缘学科演进。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边疆研究在全国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发展，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西北考察研究高潮。19世纪末，西方进化论思想和史学研究方法的传入、西方地理知识和地图理论的传入，使中国史学研究的哲学根基和史学方法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传统史学研究继续深入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了新领域，特别是边疆研究成为显学;另一方面，开始确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此为标志，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诞生。中国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张扬着民本主义的思想，关注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进化规律，并且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广泛摄取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包括摄取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学科的成就与方法来对历史作深入的专题研究，科学地论证了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些史学新思潮以及史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标志着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了资产阶级史学阶段。1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作为一个地理学研究机构，中国地学会是近代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代表，标志中国的地理学研究由个人发展到有组织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新阶段。辛亥革命后，外蒙、新疆和西藏的边疆危机引起了国人更大的关注，再次掀起了西北边疆研究热潮，这一时期，发行了大量的西北边疆刊物、游历西北边陲的记录，出版了很多著述。边疆研究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无论是从学术还是从现实的角度，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章分析美国以特纳为代表的边疆学派的形成，涉及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特纳边疆学说中的核心思想以及学派的其他代表的一些理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史学研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历史研究人员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使史学从文学的依附地位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且摆脱了文学重抒情的浪漫气息，开始更多地注重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此前美国史学研究的特点是:在内容上，偏重政治和战争;在表现手法上，侧重行文优美。从学术的角度看，此时历史学在美国开始成为一种专业学科，不再从属于文学的范畴。特纳的边疆理论，力图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角度去寻找美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突破了传统的史学囹圄，抓住了美国19世纪历史发展的最有力的脉搏——西进运动:自由土地的存在和移民的浪潮。边疆假说提出后很快得到承认和拥护，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构建较为科学的解释美国历史的理论框架。边疆假说在发表后的30多年里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对社会而言，边疆学说满足了人们希望用一种崭新的理论来解释美利坚民族价值体系的普遍心理需求，边疆学说第一次用一种学术理论论证了美国的价值体系，因而大受欢迎，人们开始用“边疆思维”来审视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另一方面，边疆学说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美国的对外扩张、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例外论、垄断制度合理论和种族制度优越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文的第三、第四章对两国的边疆史学研究进行比较，侧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两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影响方面的比较。历史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可以是反馈性的，也可以是单向的或者是双向的。进行历史影响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二是两国边疆研究在史学成果方面的比较，属于比较史学的实践层次。三是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的比较。“历史哲学”这一术语，从19世纪起就在国外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其范围比史观更广，包含的内容更丰富，具有更多的抽象理论思维的深刻内涵。而且，“历史哲学”也不完全等同于史学思想，因为前者更加侧重于史学中哲学理论的探讨，研究史学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它是一种史学成果中最深层次的、理论性很强的抽象思维。由于史学学术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它必然地和政治以及政治史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在边疆历史的研究中，双方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如两国的史学研究都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历史哲学。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等人的某些观点同特纳的观点有一致之处，如地理同历史的关系密切，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们性格的影响。在史学思潮中，都存在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的影响。正是这些相似性的存在，构成了比较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相似性之外，双方在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又表现出迥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两国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史学传统、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研究的承继性，在同一哲学命题下演绎出不同的历史哲学思想，他们不同的社会历史观又决定了其历史研究的不同结论。中国在继承传统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接受和吸收了西方的先进史学理论和方法。美国由于建国时间很短，历史研究相对来说缺乏本国的传统，基本上是承袭欧洲的史学传统和方法。现实社会中，中国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不同的角色，面临不同的国家前途、民族问题，这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对两国的历史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反过来，历史研究服务于各自的政治使命;这些均构成了两个国家边疆史研究各自鲜明的特色。　　1999年初，我国政府召开了西部开发会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明确提出“大开发战略”的第三个国家，各方面都迫切需要了解和借鉴国外有关的做法和经验。美国近代史上的“西进运动”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开发运动，它对美国的现代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扩大了经济活动空间，夯实了美国工业的物质基础，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为现代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我国史学界自近代以来特别重视西北边疆的史地研究，掀起了边疆研究的高潮，而且在民国时期的研究中，开发研究成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量的实地考察报告中提出了很多开发思想，并且制定了一些可行性很强的实施办法，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实现。但是，这些不乏智见的研究对我们今天的西部开发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