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研究的“南来作家”是指1949年前后南来香港的难民作家和左翼作家、60、70年代受文革影响自我放逐到香港的作家以及之后在改革开放潮流中出于各种原因移居到香港的一批又一批作家。他们在香港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或主动或被动的放逐经验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大陆和香港两地不同的生活体验、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浸染与冲突,使得这些作家产生身份追寻的困惑和焦虑,并影响他们的创作心态和身份建构。全书以刘以鬯、徐訏、曹聚仁、陶然、颜纯钩、王璞的小说为重点研究对象,对三批“南来作家”进行宏观观照和微观分析,探讨他们这一群体的同一性及其差异性,如“南来作家”的总体特征、创作心态、建构对象、叙述香港的方式,身份建构的参照环境、认同内涵、叙事母题等,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思考研究。“南来作家”是一群处于大陆和香港中心之外的双重边际人,生活在多元文化的对话场中,其身份是多重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拖带着的大陆世界、香港的商业化环境和后殖民文化语境多重影响的结果。不管是50年代前后的刘以鬯、徐訏、曹聚仁,70年代的陶然、颜纯钩,还是80、90年代的王璞,疏离是他们初到香港时的共同心态。移居异地带来的经验断裂和经验重组过程中存在价值解释的不确定及无法定位的身份焦虑,对于飘逝的往昔故地生活和文化传统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成为他们跨界书写的共同母题。怀乡是为了忘却,是对现实生存的协助。但他们总在回忆和遗忘之间焦虑。由于他们南来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其创作心态、身份建构有着不同的内涵。总体来看,“南来作家”的创作心态基本上从中原心态到香港意识再向总体意识发展演变,家园想象越来越弱,但每一阶段不是自然更替,而是交叉反复,呈螺旋上升的趋势。1949年前后那一批是因为政权更替而流离避难异域他乡,所以他们的“去国怀乡”感最强烈,“过客”意识最浓重,以徐訏为代表。60、70年代这批,受的是大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育,经历过文革,对祖国大陆的感情是爱恨交织,国族意识不像上一批那样强烈,中原心态和香港意识纠结在一起,但比之第一批,有对香港较强的认同感,以陶然为例。到了80、90年代,正逢大陆改革开放,加上香港与内地沟通的便利,新一代的南来文化人家国观念已相对淡薄,体验更深的是个人的浮沉与漂泊感,更多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及人类整体对“家园”的精神追寻,以王璞为例。具体到作品中就是建构对象由难民而移民再到属民的变化,想象香港的方式由异质化到人间化而后总体化的转变。香港“南来文学”是世界移民文学特殊的一部分,而身份是移民文学的重要问题,本论文借助文化研究中的“身份”、哲学中的“存在”和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中有关“基本焦虑”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