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卞之琳诗歌的解读,研究者多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角度入手。然而回望传统,宋诗带有“理趣”色彩的诗歌却与20年代以卞之琳的创作为代表的智性化诗歌产生了遥相呼应的效果。在中国“诗缘情”为主潮的诗歌史上,宋诗的说理性独树一帜。作为“新的智慧诗”,“智性化”是卞之琳诗歌最主要的特征,而相应的,宋诗也是以“理趣”著称的。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卞之琳诗歌与宋诗传统之间的连接点：“理趣”。对于“理趣”和“智性”诗歌的比较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章是理论的梳理,主要介绍了宋诗的“理趣”内涵和来自西方的知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理趣”不是宋诗所独有的特色,但却在宋诗中得以发展壮大成蔚然之势。宋诗的“理趣”是哲理之趣,是将哲理与景物、情感融为一体的产物。对“理趣”的界说要注意古今的异同。知性理论则主要介绍了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理论,并得出知性的基本内涵：在最表层上,知性是将异质的意象强行结合,产生突兀、惊讶的效果；在第二个层面上,知性代表了使对立的或不调和的品质取得平衡或协调的力量,是诗人组织冲动的方式；最后一个层面上知性意味着一种态度,要求诗人对文化传统具有“历史的意识”,同时又要求其作为现代人对日益工业化的现实社会保持认为主义的审视。知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叶公超和金克木为代表。第二章是对宋诗与卞之琳诗歌中哲理的内容的比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相对论”和“中庸论”的比较,“相对论”之于卞之琳和“中庸论”之于宋代诗人是有着相通性的,它们都是诗人看待万物的思维法则,是诗人思想的根本。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二者的诗歌都呈现出中和的状态。二是诗歌中的时空观的把握,绵延和宇宙两种时空观都重视人的主观心理在时间感受中的作用。通过“水”这一意象的喻时性梳理,阐述了卞之琳诗歌和苏轼的诗歌对待时间的态度,这种态度既有对时间流逝的哀叹,也有对这种悲哀的超越。三是对于悲哀的扬弃,这是二者的相通之处。卞之琳与宋代的诗人都生活在动荡、悲剧的年代,但他们都选择了扬弃悲哀,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第三章是对诗歌中哲理的艺术化方式的探讨。也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情理合一,探讨智慧诗歌中哲理与情感的关系。宋代理趣诗的一大特色即情理合一,但诗歌中情感的传达方式并不是宣泄式的,而是隐藏的,这与卞之琳诗歌是类似的。当然二者也存在着主体意识的不同,宋诗“以我观物”,着重于在诗中表达出诗人之意。而卞之琳是“以物观物”,主体在诗歌中出现的很少,总是“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人抒情,借事抒情”。二是“以议论为诗”和“非个人化抒情”的比较。主要探讨二者在诗歌用典和戏剧化方面的特色。二者都喜欢运用典故来阐述道理,都呈现“以故为新”的特色。戏剧化方面,宋诗由于受到杂剧艺术的影响,注重法式安排和打诨艺术,这与卞之琳诗歌的戏剧化追求和淘气的艺术手法是相通的。当然,杂剧艺术对宋诗的影响是内在的,并没有使宋诗真正杂入戏剧因素,而卞之琳的诗歌却是有意识的运用戏剧化手法,是诗歌的戏剧化和小说化,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三是平淡之美,这是二者在风格上的相通之处。平淡之美体现在题材的“大俗”和“大雅”而产生的张力,技巧的“有意”和“无意”造就的艺术,语言的工巧和拙易编织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