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稳定经济,央行连续三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连续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扩大了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但是2012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并未达到中国人民银行14%的目标,经济仍在筑底,这充分说明了宽松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是在弱化的。宽松性货币政策弱化的操作实践在我国不止一次,1997年以来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抑制通货紧缩趋势,我国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1998-2002年,人民银行连续6次下调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和存款增长率年均分别达到15.24%、15.73%,达到了历史高位,我国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增加。但是,这段时期我国的贷款增长率却并没有显著增加,1998-2002年年均增长率为13%,远小于1997年的22.5%的贷款增长速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并没有达到效果。当经济从2002年后期走出通货紧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5%,并产生部分地区经济过热的情况,因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抑制通货膨胀增长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其效果明显抑制了经济的过快增长。这充分说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非对称性,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是指同等程度的扩张性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是不对称的。大多数学者偏重从经济体质转轨、市场经济的引入和企业居民的行为预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分析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原因,而从银行资本监管角度研究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进而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机制的文献却寥寥无几。1998年我国正式把银行资本纳入监管的范围,以立法形式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2004年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扩大了资本充足率的扣除项,取消了对不同银行实行的优惠风险权重,缩小了资产抵押的范围(分母增大),并且加入了市场风险资本和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总体来说,制度更为严格、惩罚措施更为严厉。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为了进一步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从监管制度的实施进程可以看出,我国的资本监管措施由宽松转变为严格,监管当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的信贷决策取决于收益与风险的判断,日趋硬化的资本监管约束将提高银行的风险意识,增强银行信贷行为的理性化判断。在以信贷渠道为主的货币传导机制中,银行的行为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因此,银行资本监管通过影响银行信贷行为最终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具体影响表现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本文通过两个核心线索说明研究的问题：一是,研究银行资本监管下的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行为的非对称性影响；二是,借助我国信贷传导渠道,研究银行资本监管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非对称影响。这样的论题不仅为我国货币政策出现的非对称性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而且对于重构货币政策框架、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有：(1)论文首先交代了银行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包括：界定了本文所要研究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定义及在我国的实践：从三个条件验证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在我国的存在性；分析银行资本监管、信贷渠道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关系：银行资本监管改变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促使银行信贷紧缩,因此资本监管下的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具有非对称的作用,信贷渠道存在时,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很高,资本监管导致银行贷款的缩减,信贷的非对称性造成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除了从贷款供给角度考察银行资本监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还须从需求角度考虑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作用。这只是个理论的推断,所以需要下文的证明。(2)核心线索一：本文借鉴Bernanke and Blinder(1998)的模型,把资本成本约束加入到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方程中,构建银行信贷行为的静态理论框架,模型表明：监管当局对最低资本充足率θ要求很低或商业银行资本水平比较高,通过拉格朗日得出银行信贷行为最优的水平,表明资本约束并不影响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行为的非对称性作用。随着监管当局资本充足率e的提高或商业银行贷款扩张引起资本水平下降到监管要求以下时,就会强化银行信贷的非对称性,但是长期来看,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高,外部融资成本降低,银行会补充扩张信贷所需的资本,这种情况下并不会造成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如果银行信贷渠道存在的前提下,银行信贷的非对称性将会加剧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通过面板数据剖析了我国1998-2011年信贷行为的特点,得出：银行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具有紧缩效应,资本充足相对于资本不足银行对扩张性货币政策传导更大一些,银行面临资本不足或者受到更严格的外部资本监管将会削弱原本弱有效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强原本强有效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效果,即银行资本监管压力将会增强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非对称性,同时也证明了1998年以来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在我国是存在的。(3)核心线索二：本文借鉴陈柳钦等(2010)的宏观理论模型及思路,在传统IS-LM模型基础上考虑了信贷市场的均衡,将模型扩展为CC-LM模型,在CC-LM模型基础上考虑资本市场均衡,将其扩展为KCC-LM模型。通过四个市场的均衡推导过程说明银行面临三种情形下的资本监管压力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影响。模型表明：银行资本不受约束时,紧缩性货币政策使KCC曲线和LM曲线向左移动的距离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KCC曲线和LM曲线向右移动的距离相等,银行无资本约束下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作用是对称的。银行面临资本约束时,扩张性货币政策下,准备金变动并不影响KCC曲线移动,只影响LM曲线向右移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KCC曲线和LM曲线均向左移动,产出变化的幅度是非对称的。但长期随着银行资本水平的补充,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将会被弱化。如果监管当局进一步提高监管水平,银行补充资本的压力将会加大,信贷扩张的空间就会减少,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会再一次显现。基于宏观理论分析,利用1998-2011年宏观季度时间序列,采取多元自回归模型也证实了资本监管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作用。(4)结论与政策建议。银行资本水平低于监管要求或者随着我国资本监管的强化将会加剧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银行资本高于监管要求将不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作用。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首先,加强货币政策和银行资本监管的协调,建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组织协调机制、人员交流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其次充分认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避免使用单一的货币政策,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配合的手段来弥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弱有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注意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最后,加强资本充足率的管理,弱化银行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影响。增加资本金补充渠道；加强银行资本的动态管理；转变银行业务经营思路；强化银行资本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机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手段。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1、国外学者从资本监管角度研究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原因的文献非常多,而国内对于两者的结合的研究文献还寥寥无几,主要偏重于单方面研究货币政策非对称性。2、国内分析资本监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文献都是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但理论角度以信贷渠道为基础集中于准备金约束、银行资产负债表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模型分析银行信贷行为,很少从宏观角度分析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影响,本文通过信贷的供给和需求角度构建KCC-LM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框架研究此问题。3、在实证方面,首先,结合我国经济周期来实证分析银行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影响的文献很少,本文结合我国经济波动情况运用比较法实证分析资本不足相对于资本充足银行对信贷、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作用。其次,实证研究需要对比银行资本监管在货币政策不同时期对银行信贷行为和经济的影响,进而比较货币政策的效果,由于分时期回归,样本太少,并且会减少自由度,使回归的结果不那么令人信服,因此采取虚拟变量分析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的突变点。本文的不足之处：首先,构建KCC-LM模型时,采用在稳态下的对数化线性方法,由于本人知识水平有限,此种数学方法具体的数学推导过程不是很明白,仅用此数学方法的结果去构建模型,所以造成模型的推导过程不是很严谨,但并不影响所说明的问题。其次,我国银行2004年以前的资本充足率数据并没有披露,而且资本充足率的统计口径2004年前后并不一致,所以在写作时为了缩小工作量,也只能部分采纳别人的研究成果。最后,计量方法不是很成熟,尤其表现在适合国内研究的小样本计量方法上,所以忽视了模型运用的规范性,只考虑了回归结果对现实的解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