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民族都创造了各具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日本民族同样也创造了日本文化,岛国造就了日本民族的独特的性格,善于模仿就是日本人最大的特点,从古代到近代,日本民族一直都是在不断吸收外来和先进文化。岛国文化的外源性特征,使得其在文化的创造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拿来主义”。一般来说,在古代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的情况下,这些漂在无边大海上的岛国,其文化是边缘化、孤立的；其发展速度是异常缓慢的,只有在接触到先进的大陆文化之后,它逐渐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融合自己文化的特点,创造出崭新的文化。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日本总是在追赶其近邻的拥有先进农耕文明的中国,从跨越日本海峡到达朝鲜半岛的时候起,日本日本民族就源源不断地从朝鲜、中国汲取先进文化,包括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政治、经济、医学等各种文化,他们认为对日本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文化,一律采取“拿来主义”。日本民族的这种竭尽全力地移植先进文化的方式是卓有成效的。公元七世纪,日本的“大化改新”就是在全面吸收中国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当时的日本政府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医学制度等导入日本的国土上,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民族对当时中国先进的医学文化的移植。自从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开始交往后,往来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日本人将中国先进的医学文化导入日本,日本医学遂有了显著的发展,之后,在中国医学的影响下,日本医学脱离原始阶段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有宋一代开始,由于日本遣使工作的终止,日本与中国之间就中断了官方的交流。日本镰仓时代大致与中国宋代相当,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的日本镰仓幕府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大力提倡佛教。许多僧侣为寻求佛法,就往来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他们不但在当时中国学习佛法,还将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医学文化介绍到日本,起到了日中文化交流的媒介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僧侣将中国医学传入日本,僧医就成为当时日本医学的一大特征,也就是从此时起,日本医学的发展从官方转移到了民间,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推广,预示着日本医学本土化时代将要到来。进入室町时代以后,在中国金元医学的影响下,日本医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后世派”、“古方派”、“折衷派”等各学派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本医学开始走向与中国医学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开始对中国医学理论有所怀疑,将中医理论简化为日本人易于接受的理论,日本医学由是走入了“重方主、轻理论”的道路。然而到了近代,西洋医学的到来,给日本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日本明治时期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采取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的措施,在整个国家机构中采用西方模式。在医学领域也全面实行西化,任用西医担任国家医疗机构的主导者,在全日本创建西式医院、学校等。政府推行医学西化政策遭到了汉方医学界的顽强抵抗,但因医学西化政策与整个国家推行“求知识于世界”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汉方医学逐渐被西洋医学取代了,最后在日本失去了合法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同时也因西洋医学本身还有待完善,在上世纪初又开始了对汉方医学的重新认识。对于一些西医尚不能解决的疾病,日本医学界又把日常转向传统医学,从传统医学中去寻找治病救人之方。日本汉方医学在上世纪中期又蓬勃发展起来,并恢复了合法地位。从日本医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剔除日本国家的岛国根性,学习日本民族对待外来先进文化的“拿来主义”。